無用之用 記瘟疫時代的美術館
撰文│賴志婷.圖版提供│高雄市立美術館(《藝術收藏+設計》2020年5月號152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彙整雲端資源,讓民眾在家優游博物館。
疫情之下,沒有「肉身」的美術館,喪失了展示的功能,沒有教育人員的美術館,移除了教育的功能,在博物館的四大功能──「展示」、「教育」、「研究」、「典藏」中,至少有兩大功能失靈,遑論竟還衍生出治安問題,例如3月間荷蘭辛格拉倫美術館在封館的防疫期間,一幅梵谷1884年創作的〈春日花園〉遭竊。一名被解僱的美術館員向媒體喊話:「我以為在這個時刻,教育是更不能被中斷的一件事。」
美術館作為一個傳承及展示藝術的共同體,無論是古典藝術或現當代藝術,皆有在疫情期間的長處與功課,至於機制的性格,筆者在這段期間觀察到全世界的美術館共同發展了四個面向,首先是於館舍本身外,轉移到線上繼續與觀眾發展「接觸地帶」,再來是建立紀錄疫情的「文件」(archive),以及建構抗疫期間的「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最後是疫情的「美術館的社會介入」(Art Museum Intervention)。
美術館在疫情期間喪失功能了嗎?藝術失靈了嗎?若以藝術能否救治患病的人而言,藝術是無用的,若以美術館是否對持續為群眾提供公共空間而論,美術館是無用的。然而,面對這樣的提問,海德格曾經援引莊子的「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接續討論「無用之物是所有事物中最有用的東西」,正因為感到美術館實體淡出生活的邊際,才能追尋無用中珍貴的大用。
然而,美術館也應退回原點審視和思考──疫症大流行會過去,各地的百業復甦,各地藝文機構將重啟。然而,觀眾與博物館工作者的關係是否將一往如常?鼓勵觀眾在隔離期間探索藝術和生命本質的「美術館群體」,在開館後會如何因應這場災難後的復甦?隔離期間的美術館是否必須思索,面對任何違反生態的展覽,是否仍然是美術館的重點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