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
2018柏林雙年展展覽觀察
第10屆柏林雙年展策展團隊合影，左起：提亞哥．迪．袍拉．索薩、嘉比．尼柯波、諾瑪杜馬．羅莎．馬西雷拉、依維特．姆圖巴、賽魯比利．摩西（Photo: F. Anthea Schaap）
第十屆柏林雙年展於6月9日開幕，不像上一屆擁有高超的行銷技巧，以時尚宣傳展覽，卻相對提供深度的內容以挖掘與討論；初看或許不是一次視覺搶眼的雙年展，但卻是一次著重於社會議題的藝術實踐。本屆雙年展由來自南非的主策展人嘉比．尼柯波（Gabi Ngcobo）帶領策展團隊：諾瑪杜馬．羅莎．馬西雷拉（Nomaduma Rosa Masilela，美國）、依維特．姆圖巴（Yvette Mutumba，德國）、賽魯比利．摩西（Serubiri Moses，烏干達）、提亞哥．迪．袍拉．索薩（Thiago de Paula Souza，巴西）共同策畫。展覽名稱「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清楚直白地點明本屆雙年展去英雄主義、去中心化、去殖民化、去固有意識型態等概念，解構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
本屆柏林雙年展展場數比上一屆來得要少許多，總共分為五個展場：除了永久的展場KW當代藝術中心，還有柏林藝術學院、柏林人民劇院、ZK/U藝術與都市學中心，以及位於運河岸邊的HAU劇院。同時，參展藝術家也從兩年前的一百廿組縮減到四十六組。策展論述中提到：「名為『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的第十屆柏林雙年展，是藝術家和參與者面對延續不斷故意忽視複雜的主觀性焦慮時，他們之間超越藝術的思考與行動的對話。」
KW當代藝術中心（Photo: Frank Sperling）Courtesy Tatjana Pieters
策展論述
策展論述雖然沒有強而有力的理論支撐，也沒有明確的概念，但參觀完展覽之後，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圍繞後殖民主義理論所展開的辨證與反思，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以及巧妙地呈現被殖民者、少數與弱勢族群受到壓迫的歷史。在《第十屆柏林雙年展圖錄》的前言中提到：「『拒絕』（refusal）提供了一個可以重新考慮和重新制定事物的可能性空間。」
這裡的「拒絕」指的是反對所有主流中心主義，譬如：拒絕英雄主義、拒絕歐洲中心主義，同時拒絕妥協、拒絕被收編；拒絕也是打破疆界的一種方式，因此，「拒絕」能提供重新思考與重置的可能性。
迪妮歐．賽詩．波帕佩（Dineo Seshee Bopape）作品〈無題〉於KW當代藝術中心展出一景。迪妮歐．賽詩．波帕佩 無題（奧祕的不穩定現象〔感覺〕） 2016-2018 磚塊、光、聲響、錄像、水、裱框餐巾，包含加布．爾內（Jabu Arnell）作品〈Discoball X〉（2018）、蕾榭．渥克曼（Lachell Workman）作品〈Justice for＿〉（2014）、羅伯特．立（Robert Rhee）二件作品〈EEEERRRRGGHHHH〉、〈ZOUNDS〉（2015）（Photo: Timo Ohler）Courtesy Dineo Seshee Bopape, Jabu Arnell, Lachell Workman, Mo Laudi, Robert Rhee, Sfeir-Semler Gallery, Hamburg / Beirut
後殖民理論的實驗場？
「立足歐洲，以柏林為出發點與世界對話」這樣的新聞稿宣言看來充滿理想與國際視野，但是這裡的世界地圖幾乎看不到亞洲，參展的亞洲藝術家不滿五位（印度、伊朗、巴基斯坦），以後殖民主義為出發點，卻缺乏對亞洲人過去亦是被殖民者的探討。雖然當代藝術展覽不應該掉入國籍與種族的桎梏，但這屆柏林雙年展策展途徑卻不小心走進自己所設的圈套中。這可能是這個過度政治正確的雙年展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以下是筆者推斷可能的因素：
柏林藝術學院展場一景。後方為古巴藝術家貝爾克斯．艾楊（Belkis Ayón）的大尺幅版畫作品。（攝影：鄭安齊）
一、策展團隊為泛非洲、拉丁美洲文化圈陣容，他們之中可能無人有能力處理亞洲的後殖民問題；二、在漫長的殖民歷史中，亞洲人或許被視為較為乖巧、安分守己的族裔，所以不像其他有色族群受到如此巨大的反制壓迫，反彈或是暴動抵抗外來殖民者的頻率相對較低，但亞洲絕對都在殖民、後殖民的脈絡中，身處歐美的亞裔族群面臨歧視的問題也所在多有，而過往東亞、南亞、東南亞許多國家均曾經歷帝國主義殖民的歷史；三、非裔、拉美裔族群因為處於風口浪尖而成為主題焦點，亞裔似乎在這樣的脈絡下屬於缺席的一群，自動被排除在一個他者的另外一個他者脈絡中。這次柏林雙年展大多數參展藝術家為生活在英國、美國、德國的非洲裔（泛非洲族群），以及中南美洲的藝術家，如此是否落入了二元論的陷阱？後殖民主義固然是很好的議題，但以膚色、種族介入視覺藝術，而介入得不夠全面，以這種方式讓人關注政治正確的重要性，並感覺到一種不適感——當觀者試圖在這個展覽中「識別」（identify）自身，卻因為種種文化差異導致認同的錯位而產生的不適，並非指觀者不能理解，而是觀者在超越自身文化的框限下試圖去理解、去識別自我認同，在這過程中生成不適感——這是否又是一種安全的策略？
東尼．寇克斯（Tony Cokes）作品於ZK/U藝術與都市學中心地下室展出一景（攝影：鄭安齊）
是的，從一些作品中，觀者能察覺到一段被壓迫的族群所經歷的辛酸史，當中亦呈現階級鬥爭所產生的矛盾與誤會。當代藝術策展方法論經常顯示其對後殖民、種族議題、階級衝突相當高的熱度，在這次柏林雙年展中，許多參展作品直接反映出膚色的差異性，如幾件繪畫作品，包括貝爾克斯．艾楊（Belkis Ayón）、麗奈特．伊阿德姆—博阿基耶（Lynette Yiadom-Boakye）的畫作，甚至是莉茲．強森．雅圖（Liz Johnson Artur）的攝影作品。已故藝術家貝爾克斯．艾楊捕捉縈繞不散的黑色幽魂，就像纏繞著歐洲的後殖民鬼魂；麗奈特．伊阿德姆—博阿基耶則描繪許多虛構卻又似真實存在的非裔主人翁；莉茲．強森．雅圖拍攝一系列以非洲裔為主的肖像，他們是自己的主宰，而她用自身身分描繪同樣族裔的人們。「黑人特性」長時間被視作為白人強調自身優越性的他者，也時常被白人至上的主流藝術圈邊緣化、異化；它們並非不存在，而是很少獲取被展示的機會，抑或被視為可消費、具有娛樂功能的一群。（全文閱讀519期藝術家雜誌）
【8月專輯│2018柏林雙年展／第12屆歐洲聲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