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畢度中心就像一間『超想像』的當代藝術中心」
專訪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館長伯納‧畢里斯坦
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現任館長伯納．畢里斯坦
©Thibaut Chapotot
「國立現代美術館」（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MNAM）和「工業創意中心」（Centre de Création Industrielle, CCI）在龐畢度中心創立之初是旗下的兩大重要部門（départements）。前者結集原本位於東京宮的國立現代美術館與位於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公館（Hôtel Salomon de Rothschild）的國立當代藝術中心（Centre national d’art contemporain）的藝術典藏作品，後者則來自裝飾藝術美術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前身的裝飾藝術中心聯盟（Union centrale desarts décoratifs, UCAD），兩者在1992年正式合併成為今天龐畢度中心的「國立現代美術館─工業創意中心」（MNAM-CCI）。
我和法國國立現代美術館現任館長伯納．畢里斯坦（Bernard Blistène）面談當天（2021年3月3日），天氣相當溫和，可以感覺到春天的到來。他的辦公室正好面對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與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為龐畢度中心所設計的四彩工廠外觀建築，同時還能眺望巴黎市景與位於北邊的蒙馬特區，但因為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我們仍不得不戴著口罩，而正是從這場前所未見的全球災情如何影響了人們身心健康與生活步調的時事，開始我們的對話。
巴黎龐畢度中心外觀一景 Photo
©Berengo Gardin, Gianni ©Centre Pompidou, 2020
鄭元智（以下簡稱「鄭」）：請談談法國政府謹慎的態度，至今關閉所有藝文機構的做法？
伯納．畢里斯坦（以下簡稱「畢」）：我想大多數的〔法國〕人都很鬆懈，只要天氣好轉就馬上聚集在〔塞納〕河畔，我們的罹患率也因此持高不下。我們必須承認這裡總是高漲著一股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個人主義，許多限制措施都很難執行。〔⋯〕但無論如何，我想政府還是必須持續這些嚴禁措施；試想，如果表演廳或美術館內爆發疫情成為病毒溫床，那會引發令人難以想像的結果。
鄭：您將於7月結束館長任期的消息相當突然，一如龐畢度中心決定於2023年全面閉館修復的消息，是最近才決定的嗎？
畢：我離職的原因和年紀有關，我已經超過法定退休年齡（65歲）。但是這場全球災難讓我感到有點難過，我原本希望可以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鄭：回顧您八年來的成績，哪件是您最驕傲的？
畢：我最感到欣慰的應該是我們從未「自滿」而停止前進。但如果真的有令我感到「驕傲」的，那應該是我在這間非凡的機構中的職業生涯：首先從年輕策展人開始，然後領導龐畢度中心的「文化發展部門」（Départment du Dévéloppement Culturel），最後成為國立現代美術館館長。還有這個大家庭，它的典藏、團隊、建築以及它所象徵的一切，這些都是令我感到幸運的原因。
但我們也掌握或激發某些契機，譬如新的典藏庫計畫，成功地將原本只是租賃空間的案子變成一項新建築案，它將不只是一間典藏庫，還會舉辦許多活動，我非常好奇它的成果。我的工作因此從某個角度來看是相信並激發團隊中每個人的才能，關於這點，我想我應該成功了。
鄭：典藏庫的興建和另一個問題有關，龐畢度中心已經沒有足夠的空間來展典藏品，您對此感到遺憾嗎？
畢：具體來說，從我們最初只有三萬件典藏作品，卅多年後這個數字變成十二萬，再加上藝術作品本質日益複雜，從裝置到表演、從巨型雕塑到觀念作品，或是與環境有關，又或是參與性的作品，通常需要很大的空間。因此如果我有遺憾的話，那就是無法擴大美術館的空間。但我還是進行了部分空間調整，譬如位於地下室的新「攝影藝廊」、四樓（當代典藏常設展）中的新「零號藝廊」（Galerie 0），以及位於五樓（現代典藏常設展）的新「焦點室」（Salle Focus），它們均增加或更新典藏常設展的空間。
此外，在這國際化的世界，當在西班牙、中國或比利時有國外展覽空間（指西班牙馬拉加龐畢度中心臨時館〔Centre Pompidou Provisoire Malaga〕、比利時卡納爾─龐畢度中心〔KANAL - Centre Pompidou〕與上海「西岸美術館與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陳合作項目」〔Centre Pompidou x West Bund Museum Project〕）策展，你思考的模式也不一樣。你脫離原本的重心，拋開長年養成的習慣，開始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事物；你和觀眾的關係也有所不同。這一切並不容易，你有時候會搞不清楚對方的期待為何，但是這樣的經驗無論是在實務上還是智識上仍是相當有趣的。
上海「西岸美術館與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陳合作項目」外觀一景
©Centre Pompidou x West Bund Museum Project
鄭：我想去年3月首次封城時，我們有不同的期望，因為我們認為它是暫時性的。然後夏天後再度封城時，我們開始體會到這一切並非如此。為什麼龐畢度中心不決定提早整修工程？
畢：我們當然希望一切可以完美地進行，公家招標的手續極為繁瑣，使得不同工程的時期無法相互契合，相當遺憾。但是完全清空建築物，拆除其中的石棉以符合當今的環保標準，並同時加設殘障人士用道等，這些都是冗重的工程。
我想閉館計畫正是龐畢度中心自我創新的契機。〔⋯〕它不能只是重新開幕然後一切不變。龐畢度中心過去是一台非凡的機器，它為許多其他國際機構開創新例，並啟發許多彈性的機構（作者註：龐畢度中心是當代複合性型機構的先驅，以前博物館與美術館都很單純地展示藝術作品，但龐畢度中心除了有美術館，還有圖書館、電影院、表演廳等）。但它同時也是自我盛名的受害者，愈來愈冗重的文書作業讓它無法完成許多計畫，它因此必須基於重大社會議題來自我創新，但不是刻板地「展示」世上所有的悲劇與困境、「明列」所有討論環保生態與環境汙染、「記錄」所有討論同性戀、變性人等性別議題的創作，這些做法只有示範性價值，所謂的「思維」並不是這樣構成的。懂得應用自我資源與工具來面對重要的社會主題，呈現出中心本身的多元性，這些都需要時間來組織、規畫並解譯，它們同時也是令人感到興奮的使命。
鄭：我們是否可以說龐畢度中心因為它沉重的遺產而失去敏捷度，您所提出的這些議題或許在一間更簡潔如「藝術中心」（centre d’art）的機構中才容易處理。換句話說，我們是否應該持續這間至今四十年歷史的老機器？還是應該將現代與當代藝術分開？
畢：這個話題相當沉重，但其中的重點應該不在於所謂的「斷層」，而是如何「超越侷限」的做法。如果典藏作品與負責團隊的運作都很有效率並常更新常設展，那麼用「過去來觀察當代」的做法絕對是一種重要的批判工具。自此，這批完美的藝術典藏絕對可以激發出更具雄心的智識資產，並呼應凱薩琳．葛妮耶（Catherine Grenier）當年提出的「多元性現代藝術史」（modernités plurielles）的觀念。但是我們的財力與人力畢竟有限，這最終難以達到。
〔⋯〕回到你剛剛提到讓「藝術中心」來處理某些議題的想法，我想強調的是龐畢度中心不但是美術館，也是一間藝術中心，我們不能忘紀介於法國1961年創立首間藝術中心與構思龐畢度中心計畫之間只有短短六年的時間，它從某個角度來看也是安德烈．馬勒侯（André Malraux）（法國首任文化部長）1961年的理想實現，就像一間「超想像」（Hyperprofile, Hyperbole, Paroxysme）的當代藝術中心。
此外，當年視藝術史發展是時序性地從某一個主義發展到另一個主義，今天我們早已拋棄這種過時的藝術史觀。但即便如此，我仍堅信我們不能和歷史完全脫軌，可是當代許多創作卻完全無視過去與歷史，就像它們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全文閱讀552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