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ramas」特展

 

　「Diorama」是由發明銀版攝影的法國人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與畫家查爾斯．瑪麗．布頓（Charles Marie Bouton）在1822年發明。它主要的形式是在一個類似箱型的空間中，以一個繪製或印製的平面影像做為背景，加上一些以遠近區分、安插在前景的人物或動物形象所組成，有時還會加上一些燈光效果，希望讓觀眾觀看時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最常見的就是在博物館的玻璃展示櫃中，模擬某個環境的立體模型空間。
 

羅蘭．沃德　豹與藪羚　1904　Diorama　113×236×70cm（Photo: Alain Franchella / Région Auvergne-Rhône-Alpes）Courtesy de Domaine royal de Randan (Randan)

 

　「Diorama」的字源由希臘文的「透」（di）與「視野」（orama）組成，中文常見的翻譯有「立體透視模型」、「環境生態模型」、「透視畫」、「透視畫館」，甚至有時候與「西洋鏡」混淆。然而，這些翻譯或許都難以完全涵蓋「Diorama」多向度又跨領域的樣態。目前在巴黎東京宮的「Dioramas」一展，便是以這個橫跨多個領域的物件展開，討論這個對博物館展覽史有著深刻影響，也啟發許多當代藝術創作，但鮮少被拿來討論的一個視覺文化物件。

　在展覽的入口，觀眾可以看到一個螢幕放映著電影「博物館驚魂夜」的一段影片：深夜，當管理員發現博物館裡的模型與標本都活過來時，想要問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對著展示櫃裡面活過來的一個蠟像人喊著：「妳聽得見我嗎？」（Can you hear me?）。這段影片似乎在告訴觀眾：其實我們都對博物館展示玻璃櫃裡的空間感到好奇，而這個展覽正是要帶著我們進入這個世界一探究竟。

 

卡特琳娜．德．朱利安尼斯（Caterina De Julianis）　抹大拉的馬利亞對十字架的崇敬　1717　多色蠟、布景紙、玻璃、蛋彩於紙上、其他材料　53.7×59cm（Photo: Artefotografica, Rome）Courtesy Galleria Carlo Virgilio & C, Rome

 

劇場式的Diorama

　我渴望被帶往那些具有粗暴、巨大的魔法，且知道如何以一個有效的幻象將我征服的Diorama。

——波特萊爾，《美學珍玩》（Curiosités esthétiques），1868。

 

　展覽的第一個子題討論Diorama與繪畫、劇場和電影的淵源。19世紀出現的第一批Diorama多半以可透光的畫布做成。一開始，Diorama的內容常常是一些浪漫主義喜愛的題材：壯美（sublime）的風景與紀念性建築（monuments）等，讓Diorama可以說一出現就密切地與風景畫的藝術性有了連結。而加上打光的技術、鏡面反射，與有色玻璃製造的各種氛圍（霧、陽光與陰影等），這些欺眼法（trompe-l’œil）的魅力讓Diorama的視覺效果更為引人入勝。這個劇場式結構的展示形式，可謂發明後不久就獲得極大的成功，風靡整個巴黎。19世紀法國文學家巴爾札克曾形容，Diorama是那個世紀「最好的發明」。

　展覽還提到這個箱型的空間，能模擬歷史或現實的畫面，甚至帶入異國的事物，像是讓觀眾進入另一個時空旅程，彷彿時空的界線都被消除。若將這個封閉的箱型空間放到視覺文化的脈絡中檢視，Diorama幾乎可以看做是電影與「虛擬實境」的前身之一。
 

 

視覺感染力與信仰

　在展覽第一個子題展示Diorama與多種藝術的淵源後，第二個展廳進一步將脈絡拉往Diorama尚未被發明以前的歷史。在宗教改革與特倫托會議（Concile de Trente, 1545-1563）時期，面臨新教的崛起，天主教為了維繫自己的勢力，開始找尋一種具有強烈視覺感染力的藝術來彰顯自己的教義，而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許多的作品與後來出現的Diorama的形式是非常相似的。

　例如，當時的教會為了運用視覺的形式向信徒宣教，在義大利北部聖山（Monts Sacrés）上的多座建築中，以繪畫與雕刻並呈的形式，按照順序重現《聖經》中的故事，讓信徒通過巡禮聖山來增強他們的信心。而描述耶穌出生的場景「馬槽」等裝置物件也在16世紀開始獲得相當成功的迴響。

　這些以精細手工雕製而成的裝置常使用延展性高的蠟來製作，在人物的面部表情、皮膚的顏色上都相當擬真，甚至還使用真正的頭髮與布料加在這些人像身上，對於細節的雕琢可謂一絲不苟，相當講究。

　對策展人而言，這些裝置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Diorama，它有著三度立體的箱型空間，底部貼著繪製而成的布景，外部甚至有玻璃或欄杆做為內外空間的隔絕。似乎在不同的年代裡，人們對這種類似劇場空間的造景都有相當的熱情。
 

 

一目了然的世界

　接下來的展廳將時間軸拉到19世紀。在這個時期，標本的製作技術有了相當大的進展。當時的人們已不再滿足於那些動作僵硬的動物標本，希望進一步讓這些動物標本的姿態更活靈活現，因此，這時期的標本多半不再是單一的動物，而是一群動物生活在自然環境中的樣子，且可以說是用一種「置入場景」的概念來製作動物標本。在這個背景之下，Diorama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展示這些自然生態的最佳形式。1803年在巴黎成立的「維侯之家」（La Maison Verreaux），或1870年羅蘭．沃德（Rowland Ward）於倫敦成立的動物標本機構都保存了不少這樣的形式。

　這種裝置方式一出現就很快地在歐洲獲得極大的成功，歐洲人也逐漸開始將他們從異國旅途中帶回的動物做成Diorama式的標本。今天我們所認識的自然史博物館，也就是在這樣的熱潮中誕生的。Diorama以它深具教育性的功能受到熱烈歡迎，而那個大時代下所產生的各種Diorama，也成為當時西方人展現他們殖民、地理探勘還有世界觀的一個場域。
 

杜爾賽．品松（Dulce Pinzón）　懷舊　「天堂的故事」系列　2011　76.2×101.6cm Courtesy K-Echo Photo, Galéria Patricia Conde (Mexico) et H Gallery (Paris)


阿爾芒．莫林（Armand Morin）　全景14　2013-2017　複合媒材　260×260×300cm（Photo: Armand Morin） Courtesy de l’artiste

 

民族誌Diorama的黃金時代

　Diorama除了讓博物館用來展示自然環境，也常被用來展示各種民族的文化與生活習慣。第一批以民族誌觀點製成的Diorama於1870年代出現在北歐的博物館，後來隨即出現在當時盛行的萬國博覽會中。以博覽會為由製作的這些Diorama，讓當時的民眾第一次有機會認識那些遙遠殖民國度的習俗、環境與樣貌。而這些充滿異國情調的玻璃櫥窗，也一一代表那些殖民帝國在國力與財力上的豐碩。

　除了展示殖民地的風土民情，在20世紀初，面對一個快速變遷的社會，民族學者也希望透過Diorama將當下西方社會的各種生活樣貌記錄下來。如喬治—亨利．希維耶（Georges-Henri Rivière）希望能保存法國鄉村文化遺跡，於1937年在巴黎成立大眾藝術與傳統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成功地以Diorama的形式保存許多法國傳統生活的樣貌。
 

「Dioramas」展場一景。安森．基弗　家庭圖像　2013-2017　金屬、玻璃、鉛、膠合板、壓克力、乳膠、照片、水彩於紙上、複合媒材 Courtesy de l’artiste et de la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Diorama與當代藝術

　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博物館的展示形式與典藏內容產生巨大的改變。在今日，Diorama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如以往重要，但Diorama或許沒有全然消失。這個形式被許多藝術家融會到他們的作品中，尤其Diorama這種箱狀、封閉，又能在裡面造景的空間，相當能夠引起觀眾一窺究竟的好奇心，讓許多藝術家愛不釋手。擅長以蒐集而來的物件拼湊在木箱中的藝術家喬瑟夫．康乃爾（Joseph Cornell），常將現實與夢境共同置入他的箱中；又或者是橫跨造形藝術與電影的查爾．馬東（Charles Matton）的「雕塑盒子」的系列創作，也常常有某種超現實的意味。這樣拼貼的形式以也出現在藝術家安森．基弗（Anselm Kiefer）那些被雪覆蓋的夜景作品當中。

　另一方面，在21世紀，面對過度開發的自然環境，Diorama的主題也從原本浪漫主義的情懷，或者那些看似完美、和平又無害的世界，轉向與「末日啟示」相關的題材，尤其是氣候的議題特別地受到藝術家的關注。Diorama所再現的世界也就從原本用玻璃隔離著、不可觸及的、象徵著遠方的世界，變成人類即將要面臨的現實世界與未來。

　而在展覽的最後，觀眾可以看到呼應展覽入口播放的第一個影片：「博物館驚魂夜」。但這次的電影場景，換成了管理員在喊了數次「妳聽得見我嗎？」之後，以一個大石頭砸向博物館的展示玻璃，玻璃應聲破裂。此時似乎觀眾也明白，我們終於跟Diorama的內部空間不再是隔著玻璃的兩個世界了。

杉本博司　大猩猩　1994　銀鹽攝影　38.7×58.8cm Courtesy de l’arti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