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浪派的朋友們

　發跡於1960年代，興盛於1970年代的激浪派，是一場跨地理、跨文化、跨領域的精神性集體協作，它繼承了達達和超現實主義的反動概念，並大幅度地擴張協作人的多元背景——經濟學家、化學家、音樂家、舞蹈家皆參與這場運動，換句話說，激浪派是一場從視覺藝術外部板塊擠壓而生的共震，然而，它亦揭示著在冷戰期間，當歐洲在戰後意志消沉、美國霸權崛起之際，新時代的創作脈動如何映照政經景況，時局如何催生藝術家的流散、逃亡與交會。位於布達佩斯的路德維格現代美術館（Ludwig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現正舉辦「激浪派的朋友們」特展，為了富時代感地呈現這段歷史區間，此策展將敘事往前挪移到激浪派發跡前的四十年間。

　時間的軸線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藝術荒原，杜象、曼雷、馬格利特的作品被展示在入口的第一個房間。曼雷的〈被毀壞的物件〉規律地敲出節奏，他將前情人李．米勒的眼睛圖樣剪下，黏貼在好友杜象贈送的發條式節拍器上，做為失戀的報復。藉由分裂米勒的五官，曼雷象徵性地破壞其完整性，並將其移植在形同無機體的節拍器上，如同將她原有的軀體肢解進而機械化，血肉之身因而徹底粉碎。在達達主義的精神中，破壞和解構成為新的創作形式，日常生活的物件與主題被用來做為抵抗審美範式的矛和盾，從而為日後一波反傳統層面更廣的激浪派做了預示。

　一連串的聖像破壞反映社會對戰爭現實的憤恨，對藝術家而言，世界大戰後除了生靈塗炭，對西方藝術的善美信仰也一併被轟為焦土。曾經在戰時服役的杜象於是宣揚他新的信仰——虛無，抨擊人類致力建構的秩序和文明足以引發毀滅，那麼非理性和無用便是新時代的開始。詩人扎拉（Tristan Tzara）在達達主義宣言中偶然提到「達達」的狀聲詞，並解釋道：「達達等於無。」做為「聖像」（Icon），繼承古希臘正統的西方藝術史儼然被達達主義的追隨者們推翻。達達主義始於1916年的蘇黎世，當初涉及的領域僅限於文學與視覺藝術，爾後逐漸開拓藝術的邊界，觸發融入日常物件或普普藝術的前沿概念，因此才有激浪派發起人喬治．馬吉那斯（George Maciunas）為該運動發表的宣言——〈在音樂、戲劇、詩歌與藝術中的新達達〉。


「激浪派的朋友們」展場一景
 

流散與遷徙的交會

　下一個展間，策展的時間帷幕轉至二戰結束之後，由聲響做為引子。聲響的革命在大戰後的藝術形式如同鼓譟的空氣對流，在以音樂為主題的空間中，展示約翰．凱吉〈四分三十三秒〉的琴譜，以及當時表演的記錄文件。20世紀幾波因政治因素而引發的逃竄，讓許多藝術家因遷徙而將異質性帶進激浪派之中。

　第一場交會最早發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黑山學院。1933年希特勒崛起，掃蕩了具濃濃社會主義色彩的包浩斯學院，幾位幸運之下未被送往集中營的教授們來到了黑山學院，其中包含後來激浪派的重要領頭人物約瑟夫．艾伯斯（Josef Albers）。1940年代開始，由約翰．凱吉為實驗教學課程坐鎮，與學生在自由環境中嘗試不同的創作形式，在這混種年代中，為上承達達、下啟普普的激浪派培育年輕的藝術家，同期知名的學生包括勞生柏（Robert Rauschenberg）、小野洋子、艾莉森．諾爾斯（Alison Knowles），以及後來陸續加入的白南準、波依斯（Joseph Beuys）等人。值得注意的是，激浪派藝術家們的國籍相當多元，體現了流散的狀況為這場運動加諸的文化性格；以錄像大師白南準為例，其因朝鮮戰爭爆發，隨家人移居香港，後又成為難民逃至日本，最後於德國慕尼黑學習，才接觸到約翰．凱吉當時對於西方正典的反叛思想。

　隨著黑山學院因校務問題倒閉後，約翰．凱吉進行策略性的跨國旅行，串聯美國與德國的激浪派浪潮。他先至紐約新學院教書，同期培育了一代的先鋒藝術家；爾後在1962年，激浪派運動正式登場，於德國威斯巴登舉行第一屆音樂節，內容橫跨詩歌、戲劇、聲音、物件等形式，演出約翰．凱吉、白南準、迪克．希金斯（Dick Higgins）等人的作品。後來幾年間，波依斯及勞生柏亦陸續發表創作，這股浪潮以音樂為主要輪廓，繼而相互滲透，延展為不同的成像。（全文閱讀511期藝術家雜誌）

  



「激浪派的朋友們」展場一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