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對於主權與民族認同重新建構的討論
為我們的最大利益：冷戰期間非洲─東南亞合作關係
新加坡ADM藝廊／2021年1月22日～3月13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與蘇聯進入冷戰時期，而不少西方列強過去位在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也開始爭取獨立，進入去殖民化的過程，各地區紛紛重新討論對於西方強權所賦予的政治與社會框架之外的發展可能性以及團結的真諦，非洲與東南亞尤其是當時新秩序建立的迅速發展區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藝術、設計與媒體學院藝廊（ADM Gallery）近期開幕的展覽「為我們的最大利益：冷戰期間非洲―東南亞合作關係」（以下簡稱「為我們的最大利益」）即是對此一時期地域性的政治關係走向進行研究，並開啟延伸討論。
「為我們的最大利益：冷戰期間非洲─東南亞合作關係」藉由史料與當代藝術創作雙軌展出
的形式，探討非洲與東南亞於冷戰期間相似的發展進程，重新定義不同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分野。
（攝影：鄧聿檠）
「為我們的最大利益」的策展人陳麗瑩（Kathleen Ditzig）與卡洛斯．奎江（Carlos Quijon, Jr.）從1960年代短暫成立的「馬菲印聯盟」（Maphilindo）切入命題，藉由史料與當代藝術創作雙軌展出的形式，探討非洲與東南亞於冷戰期間相似的發展進程，重新定義不同地區的政治與經濟分野，以及再次被提出審視的歷史事件與合作關係。
新世界觀點的產生
「為我們的最大利益」展題看似著眼於討論晦澀、尖銳的政治議題，實際上是以東南亞地區為敘事軸心，展現歷史發展至今的背後歷程，以及過往因政治與社會因素遷居至另一方大陸的移民故事。在簡介中提及，展覽的脈絡有二，除了以地緣政治（geopolitic）觀點刻畫，同時也從地緣詩學（geopoetic）的概念進行思考，從而劃分為兩個展區。1963年，馬來西亞、菲律賓與印尼三國在馬尼拉舉行的一次首腦會議上，共同成立了馬菲印聯盟，以「泛馬來」概念成為新的地方主義之號召，生根於冷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激發出的反殖民與自我認同意識，期待在跨越國界的基礎上成立能強力連結各國的組織，雖然該聯盟最後在一個月後無疾而終，但仍展現出在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下，跨文化交流所提供的潛在機會。1955年舉辦的「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是亞非國家有史以來首次在無殖民國參加的情況下，直接對亞非事務進行討論的大型國際會議，內容觸及民族獨立、地區經濟等，以促進參加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共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和相關政治活動。因此策展人選擇第一個展區自馬菲印聯盟的成立理念以及亞非「萬隆會議」出發，進一步延伸至當代對於亞非關係的新詮釋。
2020 Photograph courtesy of ADM Gallery 2020
展間入口處的第一件作品：費路．達爾瑪（Fyerool Darma）的〈1963年失敗的馬菲印聯盟旗幟〉，即是在探討馬菲印聯盟的影響以及其引發的思考。費路．達爾瑪與網路上的虛構人物對話，藉由對馬菲印聯盟進行烏托邦式的想像，製作出向該聯盟「致敬」的三面旗幟，雖馬菲印聯盟最終在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印馬對抗政策下宣告失敗，象徵泛馬來之東南亞理想的終結，然此一理想式的結盟在現今仍不停地被提出討論，這或許才是應該於當代社會思維下重新被思考的問題。
2020 Image courtesy of Yee I-Lann
馬來西亞藝術家于一蘭（Yee I-Lann）展出兩件作品，〈婆羅洲之心〉與〈杜順卡拉OK地蓆：我來這裡很久了〉。前者為一幅重新繪製的世界地圖，在馬菲印聯盟的架構之下，婆羅洲成為東南亞中心，引發對於地區及世界歷史間觀點與主權轉移的討論，諷刺的是，這幅虛構的地圖卻是以官方用紙印成，透過作品買賣與流通使其成為傳播東南亞地區主義的媒介，訊息與觀點的虛實但看政治走向。〈杜順卡拉OK地蓆：我來這裡很久了〉則是藉由廣為人知的歌詞與編織的單純勞動，討論人、土地、獨立及殖民思想間的拉鋸； 于一蘭與手工藝者以純手工將當地原住民歌曲的歌詞編織入蓆，名為「Tikar」的草蓆當被平鋪於地時，扮演著集會交流的場域，然當被高掛而起時則有了布告欄的功能，傳唱著土地與人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