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制」特展

　近年來，伴隨著文化平權的熱潮，和殖民、戰爭息息相關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博物館界廣泛重視的議題，尤其對於自大航海時代以來長期做為殖民母國而獲取龐大資源與利益的許多歐洲國家來說，更是一項無法避免的挑戰。2019年年底，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以重視個體的認同差異為由，對外聲明將不再使用代表荷蘭17世紀以其海上貿易興起而躋身強權的歷史名詞──「黃金時代」（Gouden Eeuw），引起國內外的廣泛批評與討論，例如荷蘭議員佐伊爾．亞西尼（Zohair El Yassini）便公開質疑該館藉由此一看似尊重人權的行為，巧妙地迴避了自身應擔負的歷史教育功能。在一片激辯的聲浪中，阿姆斯特丹荷蘭國家博物館公開宣布其正規畫一檔以奴隸為題的展覽，並強調該展將以多元視角詮釋「黃金時代」，如此聲明也使荷蘭國家博物館的「奴隸制」特展在尚未推出之時便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如今，因疫情而延至今年春天舉辦的「奴隸制」即將開展，本次展覽網羅來自四大洲的豐富展品，除了該館的典藏品，也包含自大英博物館、丹麥國家藝廊（National Gallery of Denmark）、南非伊茲科博物館（Iziko Museums of South Africa）、美國國家考古學人類學記憶管理學會（National Archeological Antropological Memory Management）借調的藏品，以及古拉索、南非、印尼等國家的歷史檔案。

亨德里克．凡．舒倫伯格（Hendrik van Schuylenburgh）　荷蘭東印度公司位於胡格利的貿易據點　1665
油彩畫布　203×316cm　阿姆斯特丹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1568年起，尼德蘭七省為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政權的賦稅政策以及對新教喀爾文教派的迫害，引發長達八十年的戰爭，1648年終於獲得獨立，而支撐荷蘭贏得戰爭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正是其強大的海上財政與軍事能力。戰爭結束後，荷蘭持續藉由兩家特許公司──聯合東印度公司（VOC）和西印度公司（GWC）的各殖民地與貿易據點，發展為當時的航海貿易霸權以及歐洲主要的奴隸貿易國。於是，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一艘艘荷蘭商船即將橫渡遠洋，把來自非洲的奴隸運送到伊比利美洲、非洲、東南亞的荷屬殖民地勞動，帶回糖、肉荳蔻、煙草等經濟作物。由航線網絡、製糖業以及奴隸制促成的「黃金時代」，做為17世紀海上王國曾經輝煌的代名詞，對幾個世代以來的荷蘭人來說，是形塑其國族驕傲與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詞彙。即使奴隸制一直以來都存在於荷蘭歷史，他們的個體經驗與生命故事卻鮮少被國家藝文機構有系統地展示與公開討論，如今，為了拓展荷蘭史的多元面向，「奴隸制」成為該國有史以來第一次以橫跨大西洋與印度洋的奴隸貿易為題所策畫的展覽，嘗試從個人生命史出發，細緻地為觀眾介紹這些檔案、歷史文物、藝術名畫中被忽略的細節，以及與奴隸制有關的故事。

雅各布．詹斯．科曼（Jacob Jansz Coeman）　皮耶．科隆、柯妮利雅．范．尼言羅德、他們的小孩與兩名奴僕　1965
油彩畫布　132×190.5cm　阿姆斯特丹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佚名　挖掘壕溝的奴工　約1850　阿姆斯特丹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策展人之一的瓦利卡．史莫德（Valika Smeulders）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清楚表明「奴隸制」並非一檔在象牙塔中進行的展覽，考慮到許多來訪遊客很可能對這座博物館與荷蘭時期的殖民歷史並不熟悉，策展團隊採用微觀史的方式，將展示敘事錨定於十個實際生活在17世紀的歷史人物，包含被奴役的奴隸、供應勞動人口的奴隸主、嘗試逃脫奴隸制的人、抵抗奴隸主的英雄、熱血的廢奴主義者、在荷蘭工作的非裔家僕、阿姆斯特丹的糖產企業家、城市中普通的手工業者等，這些角色或與奴隸制有密切關係，或看似毫無牽連，卻因各自在生活中參與了展覽中至少一名其他角色的生命過程，使其人生與整個殖民網絡以及奴隸的歷史有所交會。展場亦將結合語音導覽，讓十位主角各自以己身立場訴說對此時代的所思所感，藉由情緒體驗讓訪客和這些人物敘述產生連結，深化時代共感。（全文閱讀551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