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農作物做為現代性圖騰的美術史脈絡

「新奇」農作物做為現代性圖騰的美術史脈絡

 

　筆者去年造訪多明尼加共和國，於首都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的機場入境時，甫走出空橋，便看到牆上用西班牙文及英文寫著大大的「蔗糖、咖啡、香蕉、菸葉」。當晚於舊市區的廉價旅館過夜時，牆上則掛著一幅描繪糖廠的繪畫。筆者當時感到震撼的原因，除了機場文宣的概念近似於當時筆者已於鳳甲美術館策畫的一檔展覽：「菸葉、地毯、便當、紡織機、穴居人：當代藝術中的工藝及技術敘事」外，多明尼加共和國似乎透過此種直白的方式，將帶有強烈殖民主義色彩的經濟作物，轉化為自身的國族認同。

   

　然而當我們企圖去理解後殖民國家如何將殖民時期所建造的現代農業體系轉化為自身的新興國族認同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試著了解這些「異國作物」如何滲入歐洲的文化體系之中。法國作家菲利浦．席維斯特．杜佛（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於1685年所編纂的《關於咖啡、茶與巧克力，新且奇特的專約》（Traitez nouveaux et curieux du café, du thé et du chocolate）同名插畫中，我們看到穿著鄂圖曼服飾的人喝著咖啡、居中喝茶者穿著類似清朝的服飾，而負責喝巧克力的男子則被迫要適切地扮演阿茲特克人。然而因為考據上的偏誤，阿茲特克服裝以羽毛圍住下半身並同時赤裸上身的模糊形體來蒙混過關。

 

　咖啡、茶、巧克力以及香料在歐洲的傳入，各有其複雜的文化史脈絡。從巴哈（J. S. Bach）的《咖啡清唱劇》，一直到東印度公司對於香料貿易的壟斷，基本上這些異國經濟作物的引入不僅在物質層面改變了歐洲的面貌，同時也暗示了現代世界的出現。但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動除了出現在經濟、政治的層面外，實際上也影響到了視覺藝術的表現。在上述版畫出現的半世紀之後，位於普魯士波茲坦的「中國之屋」（Chinesisches Haus）於18世紀中建於忘憂宮（Sanssouci）園區內。該小型建築以「茶室」的功能存在，本身即是為了容納新時代的異國飲料而設計的。然而有趣的是，該建築金色的柱身除了雕刻精緻的「中國人物」外，這些「中國人物」各自於高聳的棕櫚樹的樹蔭之下談情說愛。

 

　「中國之屋」的設計可以讓我們看到歐洲人因為距離及知識上的偏差，而將各種不同遠近的東方混為一談。然而撇開此問題不談，我們卻可以看到異國植物在歐洲藝術中的出現，除了象徵了東方主義式般對於異地的嚮往之外，同時也暗示殖民主義時代的到來。比其17世紀及18世紀，從19世紀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歐洲及美國伴隨現代技術的進步，於全球各處的殖民實踐已經被轉化為更富科學色彩的歸納及記錄工作。而殖民地藝術的表現到了此時，也已從具備超現實色彩的奇想，轉化為面對公眾的宣傳工具。美術表現應用於殖民事業時，除了延續舊時代的浪漫異國幻想外，同時也要面向新時代的公民，教育其殖民地的事物及殖民事業的必要性。植物，尤其是經濟作物，於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30年代，殖民地已擴及全球的法國除了因此而熟稔於殖民博覽會的舉辦之外，同時也培養出了為此而生的藝術家。畫家傑奧．米謝爾（Géo Michel）即為一例，其經常替殖民博覽會或相關展覽活動繪製大型油畫。在傑奧．米謝爾為了1931年的巴黎「國際殖民博覽會」（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所繪製的數幅巨幅作品中，包括了〈原產地植物的基礎產品〉（其他還有礦物篇、動物篇等）。〈原產地植物的基礎產品〉一畫實為根據氣候帶分為三幅畫作，其中一件呈現的是位處乾熱地帶的作物：在畫面中可以看到蹲踞的越南婦女、正在採收樹漆的越南勞工、背後有採收香草及椰子的人。在畫面的另一側，則看到西印度群島的勞工正在採收甘蔗，另一位婦女則是手握鳳梨蹲踞在地。（全文閱讀543期藝術家雜誌）

 

【八月專輯│藝術與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