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畫的植物
從「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特展說起
自然界的主題，在藝術史上歷久不衰。數萬年前尚未有文字的時代，人們在洞窟中藉由在岩壁上的描繪反映了當時他們眼中的自然，隨著時代演進以及我們觀察方式的深入，圖象也相對地從粗略走向客觀的精準。文字發明後，即使人們藉由種種書寫方式描摹己見，仍無法全然取代圖象的功能，這點可以在15世紀中葉以前，修士們於羊皮紙上手工描繪上色的自然史圖稿得到佐證。不過，當時這些繪圖作品受限於生產方式而難以普及大眾，而後隨著版畫印刷的發展，自然博物主題的知識才得以讓更多人欣賞，成為後人慣稱的「博物畫」。
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 蘇利南昆蟲變態圖譜（局部） 1705
華盛頓史密森尼圖書館（Smithsonian Libraries）藏
（圖版來源：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所謂的博物畫，通常帶有某種鑑別成分，例如6世紀的《維也納藥典》圖解當時各式藥材的外觀，以利使用者識別。在文藝復興時代，瑞士植物學家博安兄弟（Gaspard Bauhin & Johann Bauhin）在生物分類上創立了沿用至今的二名法；兩百年後，瑞典學者林奈（Carls Linnaeus）據其架構，將二名法普及化。博物畫隨著科學分類的發展，從最早在野外觀察生物，進行重點鑑識特徵的速寫，逐漸成為今日分類文獻上不可或缺的、詳實的科學繪圖。
科學與藝術，就像人類走向現代之途，不斷在文明與自然間搖擺，博物畫在科學與藝術兩種調性的比重間，也根據不同的目的而游移。使用在科學文獻中的科學繪圖，通常見於傳統的分類學研究，即使生物分類已由純粹的形態分析，進入探討分子系統及演化生物學的時代，學者們對於分類的闡述還是帶有相當成分的主觀判斷，也因此讓科學繪圖隱含分類學者的主觀見解，這使得科學觀點在某程度上成為一種形而上的哲學辨證，也讓「分類」這門基礎科學帶著藝術家的浪漫氣息。
如同潮汐變化般，綜觀歷史，博物畫有其潮起潮落。就筆者的觀察，近年隨著自然生態意識的抬頭，博物畫領域在台灣迎來一波漲潮，而其濫觴多半可歸因於多年前國立台灣大學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所開設的工作坊及生態藝術學程，當年許多曾修習課程的學生至今仍應用所學、發展志業，授課的老師也仍在博物畫圈內持續推廣、策畫活動，例如國立台灣博物館南門園區現正舉辦的「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特展（以下簡稱「繪自然」）。
「繪自然─博物畫裡的臺灣」展場一景（攝影：羅珮慈）
在「繪自然」中，對於植物博物畫的介紹依年代層層迭降，觀者可在7世紀的藥物學圖解裡，欣賞到根部被抽象化為人形的茄參；在18世紀的昆蟲畫中閱覽寫實描繪的寄主植物，這些植物博物畫體現了科學與藝術如何隨著觀察角度及知識的演變，緊密結合。例如，至17世紀為止，由於時人並不了解昆蟲順應生命週期的形態轉變（毛蟲之於蝴蝶），因此各類昆蟲被歐洲人視為「魔鬼的野獸」。展覽重點之一的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705年博物學圖譜《蘇利南昆蟲變態圖譜》，收錄她以畫筆記錄下的昆蟲變態過程。梅里安是透過博物畫記錄昆蟲和植物之間相互關係的第一人，她詳實地描繪下某些蝶類幼蟲的寄主植物、蛹及成蟲的形態，呈顯了當時荷蘭殖民地蘇利南（Suriname）豐富的自然生物，展現博物畫以其帶有藝術性的構圖配色，做為科學紀錄生態寫實的精髓。
綜觀博物畫的歷史，無論由時間軸的開展來看，抑或對細節處的聚焦，切入角度都各有興味。在三百餘年前的日本江戶時代，除了針對自然生物的繪圖外，許多畫師以育種歷史悠久的園藝植物做為主題，例如萬年青、牽牛花、細辛或者菊花等，描繪出植物品系間多樣化的外形；然而在沒有攝影的時代下，當時的許多品種因天災人禍佚失在歷史的洪流中，僅餘圖畫說明這些摻和人類文明的特殊品種曾經的存在，因此這些園藝育種的繪圖作品也可視作植物和人類的共生史，它們除了體現了歷史和生物學上的意義，也呈現古今世人觀看園藝植物的不同眼界。若以西方來說，談到視角的差異就必須提到大航海時代畫家鮑爾兄弟（Ferdinand Bauer & Franz Bauer），他們所繪製的許多作品，除了呈現裸眼下的花部構造之外，也有需要透過顯微鏡觀察才能繪就的花粉形態；同一位畫家的作品，隨著觀察工具的進階而致使表達更加深入的同時，也體現了時代的演進。（全文閱讀543期藝術家雜誌）
【八月專輯│藝術與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