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York, London紐約、倫敦｜重新定義與社會正義的關係──新畫廊模式？後疫情時代的反思與轉向（下）

New York, London｜紐約、倫敦

　「危機感」或許能夠做為過去這一年的註解：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社會經濟全面停機，美國大選、黑權運動（#BlackLivesMatter）與氣候變遷，將許多過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態推翻。社會運動雜沓風湧，一股腦地將體制的諸多不公義攤在眾人面前，不僅掀開警察與司法制度長期對特定族裔的偏見，更在歐美捲起一波關乎生存權與身分認同的深層危機意識。

　因疫情影響，畫廊做為收入大宗、一向倚重的藝術博覽會接二連三地取消和延期，中小型畫廊、藝術家以及行業工作者因銷售與展覽機會銳減，面對倒閉、轉行、失業的危機，生計大受衝擊。

　於此同時，身分政治當道，舉著抵制大旗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及隨之而來的批鬥、剖白和革新，掀起不少震盪。諸種因素的作用下，讓商業畫廊在過去的一年中對社會議題採取有別於以往的態度。

藝術實踐的轉向

　蛇形藝廊去年夏天發布的《未來藝術生態系》（Future Art Ecosystems, FAE）報告指出：藝術產業正在進行營運模式的質變，產業所習慣的傳統產銷循環因新科技的介入而慢慢被撼動，影響層面擴及構思╱研發、生產╱製作、傳播╱展示、消費╱銷售等各個面向。其中，自媒體的發展強化了藝術家與受眾直接溝通的橋梁，藝術生產者得以跳過畫廊、美術館、媒體等傳統守門員的仲介，直接參與自己在乎的社會議題，也讓政治表態成為藝術實踐的關鍵環節。

　針對這些現象，FAE報告總結：如同藝術型態及藝文生態系的轉變，藝術生產者如今需要被「支援」的方式與以往大不相同，這樣的趨勢預示機構與企業在藝術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勢必也將逐步隨著藝術實踐的變化而調整。

　換言之，當「社會參與」成為當代藝術的常態，那些過往被市場菁英視為「過度政治」的議題，在這個讚揚社會正義與身分政治認同的後疫情時代，順理成章成為品牌塑造的不二法門。對於議題的表態，一來彰顯企業文化，二來鞏固畫廊和藏家與旗下對於社會議題日趨敏感的人才庫（藝術家、員工）多方之間的關係，三來也強化當代藝術產業與主流民意的關聯性。

身分政治：社會正義敏銳

　過往一年來，聲量最高的社會運動非屬《藝術評論》（ArtReview）雜誌列為2020年度百大風雲榜之首的「#BlackLivesMatter」不可，這一場民運因司法正義而起，進而將批判的眼光帶至警察制度以外、一切包藏禍心的體制化歧視。這波運動取得藝文界廣泛響應，開啟業界轉向檢討權力結構失衡，主張「族群正義」、「權力重構」的熱潮。

　格萊斯頓畫廊（Gladstone Gallery）如同許多藝術同業以行動支持改革，積極為黑權機構與司法正義組織籌款，設立1萬5千美元的相對基金（matching fund），旨在以同等額度對捐，鼓勵民眾能夠積極參與籌款。卓納畫廊（David Zwirner）針對產業長久以來人才（經濟和族裔）背景過於單一的現象，宣告推出一座由非裔總監領導、雇用清一色非裔雇員的商業空間，期望能夠藉由這項實驗，通過提供工作機會與晉升管道，鼓勵少數族裔後進投身（並留在）藝術產業，從本質上改變行業的基因和生態。

　針對體制失衡，洛杉磯大衛．科丹斯基畫廊(David Kordansky Gallery)則與非裔藝術家海爾賽(Lauren Halsey)達成協議，將海爾賽部分新作的購買權預留給非裔藏家，試圖改變收藏權長期受到少數群體壟斷的產業情況。

　除了社會正義外，「環境正義」也主導焦點，以倫敦藝術界巨頭為基礎的畫廊氣候聯盟(Gallery Climate Coalition)推出線上碳排放計算機，鼓勵同業透過計算商務旅行、運輸、施作、空間經營等活動的碳排放足跡，共勉產業更有意識地降低企業營運的環境影響，以更永續的方式經營眾人的未來。創始成員包含里森畫廊（Lisson Gallery）、賽迪HQ畫廊（Sadie Coles HQ）等，以及擁有媒體平台與全球藝博會的斐列茲藝術博覽會，目前已集結超過五十家畫廊同業與為數可觀的藝術家、企業加盟。
（全文閱讀549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