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的藝術教育──漫談感性生成的社會轉向

門外的藝術教育

漫談感性生成的社會轉向

 

　由於資本主義延至20世紀的發展，許多技術已然嫁接、建構出人們的慾望結構和生活型態，換句話說，人類意識的構成與驅動幾乎都受到資本主義的支配；因此，在許多批判資本主義侵蝕人類意識的研究中，都提到人們必須徹底改變生活模式，才有可能脫離資本主義對於人們的剝削和支配。如果說改變「慾望結構」和「生活模式」是人類社會對抗資本主義所造成之精神傷害最後的命題，那麼，我們今天所能掌握與獲取的知識與方法，是否足以發動這樣的抗爭？可以想見這是一個讓大家面面相覷、難以直面的大哉問，而且在抗爭形成的同時，個體意識也不斷地遭受侵蝕、慾望結構也被固化，所以，若務實一些退一步想，「保存之術」將會是個人能夠持續儲備深化能量的重要工作，如此就不得不讓我們的視線指向「教育」。

 

　經過將近十五年的「評鑑」制度，以及更長時間跌跌撞撞的「教改」，似乎都只會讓民眾和教育工作者更為疑惑和艱困，卻因為教育大計的時間跨度遠超過政黨輪替或內閣更迭的週期，而讓國民一次次地接受「不了了之」和「無從咎責」；在這種荒腔走板的教育推動中，就如同在控制狂式的無能治理下，讓人愈來愈看不懂「教育」為何？因為瓦解理性、瓦解真正目標以滿足政治執念、將教育和文化給徹底政治工具化，這正是許多控制狂式治理會暴露出來的現象。不僅「教育」的課題與面貌模糊了，文化與藝術也遭遇到同樣的命運，那我們如何在這種帶有法西斯氣息的社會與全球狀態下討論「藝術教育」？

 

　從19世紀伊始，教育就已經從政治治理和階級生產移轉為推動產業與社會管理為目標的「發展式」規畫，「藝術」在超過一個世紀的發展中，隨著社會需求和產業型態不斷調整著「國家配置」中的位置，而逐漸陷落在這配置的框架中，並攀附在產業發展的邊緣──更準確地說資本流動的側緣以倖存。「藝術教育」是在20世紀發展中招致貶抑、以「功利」上身得以倖存的必要工程，這便是藝術教育在現當代社會中所內存的矛盾性與批判性，自然也同時體現在一波波各地發難的前衛性事件中。換言之，藝術在教育建置的過程中，既經驗體制化，又依變於前衛性運動，相當於在藝術史與社會溝通的不斷往返中發展自身，因此，20世紀的全球藝術教育發展就是身陷於功利主義，徘徊在體制與社會之間往返奔走，並同時間遭逢數位技術與網路技術的新一波工業革命和「自學時代」。因此，無論在體制面、資本面、社會面和技術面，我們應該說今天任何地方都已是教育現場。

     

　任何地方都已是教育現場，意味的就是「跨域」時代的來臨，而台灣藝術教育的跨域濫觴就發生在2006年盧明德創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與2008年陳愷璜創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雖然只是當時台灣整體教育資源的一小步（部分），卻是繼1990年代視傳科系在大學升格潮流中對於藝術教育的擴張（1991-1994年）和「造形藝術」概念促進觀念藝術的建制化（1996年）後，在藝術觀念與社會關係進展上極為重要的一大步。同時相應著2008年台北雙年展所帶入的新課題，包含反全球化、藝術行動主義者、非歐洲中心等，以及隨後無功而竟的野草莓運動，燃起未來台灣年輕人的公民意識與獨立意識等，皆讓台灣藝術教育有了極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很快地讓2000年後初試全球化想像、以新感性宣告年輕世代的「世代正義」成為過去，而快速進入到以公共議題和全球議題做為觀念內容的藝術生產。從2000到2013年左右的全球化進程與反中情結的焦慮，幾乎在2013年一轉進入到公共性與貿易自由化的民主政治焦慮，更在經歷318學運的衝擊與教育部長吳思華所引致的反課綱運動，「教育」默然在年輕學子內在的湧動與區域意識的興起中，已經成為公民運動與準市民社會的一部分，除了國家資源配給的功能之外，教育部與高等教育已喪失大多核心價值，此即教育的社會轉向或公共性轉向，藝術教育亦是如此。換言之，「跨域」就是「社會轉向」。

   

　也因此，從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與國立成功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跨藝所與藝術學院這兩次的「合併」風波來看，以及隨後的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遴選資格與國立台南藝術大學校長選舉風波，都可以見到高等教育的「學校」在這些事件中已經完全無法說服社會大眾其做為一種理性自理機構，而是彌漫醜聞的各種高塔。換言之，所有這些高等教育機構所發生的事件，在今天的認知裡，無論從社會資源挹注或是高等研究的社會功能來看，都已經是「社會事件」或「社會現象」，將其視為「校園風波」更是明顯的鴕鳥心態。教育的真實場域和社會場域之間的密切交疊，對於台灣當代藝術教育發展有著深具意義的影響，同時可以看到當代藝術表現對這樣的現象也予以積極的回應，因此，思考台灣當代藝術教育的問題，就必要從重大的社會事件切入推進：門外的藝術教育。（全文閱讀556期藝術家雜誌）

 

【九月專輯│台灣藝術教育的場景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