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策展教育的五大危機
從社會參與到自然參與的觀點來看
2018年年初，台灣出版了一本觀點獨特的「社會參與藝術」討論專書《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不同於2015年在台灣出版中譯本的《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的政治美學與關係美學討論進路，《社會參與藝術的十個關鍵概念》在中譯本的書名上，其實有一個在中譯時被忽略掉的關鍵詞，那就是它的原書名「Education for Socially Engaged Art」當中的「Education」（教育）這個關鍵字，也就是從批判教育學與跨教育學（transeducation）的觀點來討論「社會參與藝術」。因此，相對而言，後者更重視對「藝術的教育與教育的藝術」之間的關聯討論，而非集中焦點在藝術計畫的社會關係與政治倫理的效應上的討論。雖然《人造地獄：參與式藝術與觀看者政治學》的第九章〈教學性計畫〉亦有討論藝術觀點下的教育，但畢竟反向從教育觀點來看藝術的部分並不是作者克萊兒．畢莎普（Claire Bishop）的重點。而這篇文章的重點，會從我十幾年來藝術學院的教學經驗與策展經驗的基礎上，重新檢視「策展人教育」在當代藝術學院中的困境與複雜性。
我在2007年進入到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任教，在此之前，我大約是2004年開始，受到南藝大建築繁殖場呂理煌與薛保瑕兩位教授的邀請，開始投入到藝術場域的學習與觀察。與此同時，我亦受到南藝大造形藝術研究所的邀約，與幾位老師合開藝術理論的課程。如今看來，一個強調身體感的實作與做中學，另一個強調只看最後結果的作品與評圖，甚至只討論概念問題，無異是台灣當代藝術場域裡並存的兩條藝術教育路線的兩端。從這十四到十七年左右的藝術教育經驗，也從我自身如何在這個過程中習得藝術評論與藝術策展的方法，我想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策展人教育」的問題，特別是希望把社會參與藝術和「自然參與」藝術的策展教育當作基本的脈絡。
簡單區分的話，造形藝術所的教育理念，是由Plasticity的角度出發，強調視覺藝術的形式與表現，而建築繁殖場的「做中學」則強調場域的感知與身體感尺度的過程捕捉。「造形形式」與「經驗過程」雖然代表兩種不同的藝術教育方向，且建築繁殖場更多的工作場域與戶外無遮蔽的空間場域有關，但畢竟「作品呈現」的結果，仍然主導著相關藝術計畫的進行過程。以下，我將透過近十年來的個人策展經驗與教學經驗，分為五點，來反省「策展人教育」在學院脈絡中的種種問題。
一、策展過程的記憶空缺與檔案化
我在南藝大最早的策展教育經驗，從2007至2012年，都是具有某種上對下、老師對學生、既定計畫與社群延展的分裂經驗。比較具體的案例，就是與資深策展人王品驊的合作經驗。當時，王品驊的博士論文以「獨立策展人」為主題，而我以主指導教授的身分進行指導時，深感欠缺策展實務經驗時的內在匱乏感。有趣的是，當我要求王品驊描述她過去十年的策展實務經驗與問題時，她也遭遇到了「不可描述」的困難，而我更因此感到愛莫能助，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她在2014年提出《替身：我如何成為台灣獨立策展人》的論文時，突破的描述的方法，是回到一種自我療癒的話語，把她的個人處境與成長歷程給予輪廓性、文學性但非虛構式的描繪，增強整篇博士論文的藝術感。這個「藝術博士論文指導」的矛盾與衝突過程給了我很大的啟示：也就是台灣的「策展人教育」缺乏對於過程的記憶與檔案化的工作，也因此缺乏策展方法論批判與檢討的個體經驗基礎。王品驊後來發展出的「策展做為療癒」的命題，在她的努力下因運而生，並得到開展。
2013年高俊宏「廢墟影像晶體計畫」海山煤礦遺址的炭精筆共同參與壁畫工作一景 （圖版提供：龔卓軍）
二、策展人的藝術參與和協作
對我來說，不論是藝術教育或是教育做為藝術的形式，如何在策展人的工作中拿捏參與和協作的方法與程度一直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在2013年誠品畫廊「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的展覽策畫，也是從具有指導博士生身分的藝術家高俊宏的藝術實踐參與互動中，學習到「策展人教育」的第一課：參與和協作，其實是策展人的療癒與自我教育的一種重要途徑。我記得2012台北雙年展的策展人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在準備當時的台北雙年展時，好幾次邀請我加入他踏訪關鍵藝術家的旅程與面會。後來，他甚至邀請我擔任其中一個部分的策展人和藝術家，我當時被這個邀請所驚嚇，深覺能力不足而拒絕這項有趣而誠懇的邀約。我想，我之所以認為自己沒有準備好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完整的藝術家創作計畫與協作過程的經驗，特別是有創意而在學院模式之外的參與式協作。高俊宏後來展出的「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十個場景」，我花了半年左右的時間進行多次的廢墟踏查、共食、協作炭精筆大型壁畫，以及後來的展覽規畫討論，給了我一系列非常奇妙的經驗歷程，甚至將我的父親也捲入具體戶外廢墟創作計畫中，當然，許多朋友也在過程中捲入這個「知識生產」的行動。時至今日，我仍深深感謝藝術家給我的這個「策展人特訓」教育，我認為，過度集中在制式白盒子的美術館策展規畫想像中，脫離了「諸眾」，是目前從社會參與到自然參與的策展人教育遇到的最大困難。因此，在展覽的《我們是否工作過量Ⅰ：工作手冊》最後鉅細靡遺地記錄了整個展覽九個多月的工作與籌備過程。（全文閱讀556期藝術家雜誌）
【九月專輯│台灣藝術教育的場景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