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寫歷史的展覽
文件展：政治與藝術
柏林德國歷史博物館／2021年6月18日～2022年1月9日
1955年，第一屆文件展（documenta）在時處兩德邊界（Innerdeutsche Grenze）的邊境城市卡塞爾正式揭幕。時至今日，這個始於冷戰期間、位於「自由西方」的四年一會（1972年後改為5年），堪譽為德國最成功的藝術展覽，已然是當代國際藝壇難出其右的重要指標，而它遠在上個世紀被賦予的「初心」不難臆測：抹除西德境內的納粹勢力、導回備受阻礙的現代藝術發展、反映民主時代趨勢、傳遞自由思想、再啟西方現代與前衛藝術史觀的國際舞台。這般挾文化藝術渡政治思想的操作手法，在冷戰期間的「國際」藝術發展脈絡下實非新聞，一如西德首任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在文件展創立的前幾年所言：「你不能用政治製造文化，但你或許可以用文化製造政治。」歷經六十多個年頭、十四屆的文件展，這句名言不僅再次出現在柏林德國歷史博物館（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文件展：政治與藝術」的主題展牆，也引出另一套藝術與政治的時代故事。
隱藏的身分
關於文件展的故事新說，且讓我們從它的創始人阿諾德．波德（Arnold Bode）談起。出生於卡塞爾的波德是建築師、設計師、畫家、策展人，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黨員。他於1930年前後任教於柏林，在納粹時期因「政治的不可靠性」與「現代的教學方法」被無預警解除教職、銷毀個人創作。歷經四處碰壁的藝術職涯，波德最後選擇回到家鄉卡塞爾。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年，他開始在當地啟動文件展的籌辦工作，主導及策畫了前四屆的文件展，力圖將在納粹時期被打為「墮落藝術」（Entartete Kunst）的西方現代藝術帶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藝文場景。換言之，波德的個人故事就像是文件展的時代註解。然而，自文件展創立初期到1960年代一路伴隨在波德身旁的藝評家與展覽學術顧問（wissenschaftlicher Berater）維爾納．哈夫特曼（Werner Haftmann），則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平背景。
西德首任總統特奧多爾．豪斯（右1）與卡塞爾文件展創辦人阿諾德．波德（右2）參觀第1屆文件展，攝於1955年。
©documenta archiv, Foto: Erich Müller
2019年，歷史學家伯恩哈德．富爾達（Bernhard Fulda）和策展人茱莉亞．弗里德里希（Julia Friedrich）在德國歷史博物館主辦的「文件展：歷史／藝術／政治」研討會上，揭露哈夫特曼被隱藏半個多世紀的身分：他在1933年時任納粹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A）成員，在1937至1945年間則是納粹黨員；甚有文獻指出，他在納粹時期的義大利犯下嚴重罪行，是被當局通緝的戰犯。對比於哈夫特曼在戰後的藝術世界屢次發聲捍衛現代藝術，倡導抽象主義是統一的「世界語言」（world language）的疾呼，這段隱世多年終被揭發的納粹身分無疑成為他最不堪的政治烙印。於此，套句流行一時的「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或許我們不該以政治的濾鏡檢視哈夫特曼的藝術信仰，畢竟早在1934年，時年廿二歲的他可是在納粹學生會創辦的雜誌《國家的藝術》（Kunst der Nation）中發表數篇文論，駁斥希特勒視現代性為墮落混沌的批判，並將表現主義視為「德國風格」。然而，我想我們更不應該忽視的，是由他擔任顧問的第一屆文件展中近半數的參展藝術家事後都被證實曾為納粹份子，而那曾出現在參展藝術家名單的初稿、受納粹黨迫害致死的表現主義猶太藝術家魯道夫．利維（Rudolf Levy），最後卻遭除名。
魯道夫．利維〈自畫像 IV〉
©Museum Pfalzgalerie Kaiserslautern (mpk), photo: Gunther Balzer
政治、藝術、文件展
依循這衝擊的歷史新翻，文件展的出現已然不單純只是為西德形象撲妝施粉的現代藝術展覽，而是挾帶政治操作，甚至洗白納粹藝術家的國際舞台。另一方面，由波德和哈夫特曼主導，在冷戰期間將西方抽象表象主義的「自由」創作高高舉起，把東方社會寫實主義的「共產」藝術噤聲匿跡的文件展隨後也面臨來自西方世界的「背叛」。1972年，由瑞士策展人哈洛．史澤曼（Harald Szeemann）策畫的第五屆文件展「質疑現實：今日的圖象世界」（Befragung der Realität – Bildwelten heute）開宗明義地強調現實生活中複數（在德文與英文的展名中，史澤曼使用的「世界」皆做複數）的「圖象世界」。一反前幾屆文件展建立單一藝術範式的展出形式，第五屆文件展透過批判的視角導入各式來自真實社會的衝突與論辯，將被展示的視覺藝術拉出安全的現代象牙塔，進而反映國際間的政治角力、社會抗爭、女權運動等「日常經驗」，而這也是文件展頭一次有了自己的「題目」（在此之前都是以屆數命名）。爾後，直至20世紀的尾聲、東西德統一前後，這個身處於西方自由國際的邊境地帶、標榜著藝術的民主與開放的德國大展，接連展示出一連串由外部策展團隊帶來的「主題」挑戰：從走入歷史的現代主義、東西方的地緣政治與文化衝突、性別與種族議題的參與與缺席，到全球化與解殖民的論述開端……。
「文件展：政治與藝術」展場一景
©DHM / David von Becker
我想我們可以說，21世紀以前的十屆文件展就像是一部以西方藝術發展為中心，涉足全球的旁設（para-）歷史。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今日發生在德國歷史博物館的「文件展展覽」又該如何研究與展示那跨越四個十年的史實？由拉爾斯．邦．拉森（Lars Bang Larsen）、茱莉亞．沃斯（Julia Voss）、朵洛西．維爾林（Dorothee Wierling）等人組成的策展與研究團隊開宗明義地給出三個關鍵字：文件展、政治、藝術，而這般簡潔有力的文字組合應該再搭上維爾林的一句：「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清楚地表明，文件展是一個多麼龐大且瘋狂的東西。」（全文閱讀560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