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畫筆下的世俗百態––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艾麗絲．奈爾：以人為本」

紅色畫筆下的世俗百態

艾麗絲．奈爾：以人為本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2021年9月17日～2022年2月6日

撰文／周亞澄．圖版提供／Museo Guggenheim Bilbao（藝術家2022年1月560期）

　艾麗絲．奈爾（Alice Neel）是一名十分與眾不同的藝術家，她對人的真實樣貌充滿好奇，終其一生以社會現實主義的方式直率地創作，其肖像畫總是精準再現人們所處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背景，使她成為戰後美國最具爭議的肖像畫家。2021年9月，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緊接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後所展出的特展「艾麗絲．奈爾：以人為本」，是首次於西班牙舉辦的奈爾回顧展，透過約百幅油畫、素描和水彩，涵蓋奈爾完整的創作生涯，其中大部分是她最擅長的人物畫，生動而細緻，面對畫中主角的直視目光，觀眾將得以從中感受到她以繪畫探索人性的深度層次，以及對人本精神不可動搖的信念堅持。

艾麗絲．奈爾　中央公園　1959　油彩畫布　111.8×86.4cm
©The Estate of Alice Neel, Bilbao, 2021

　奈爾出生在賓州一個小鎮的普通家庭，曾就讀於費城一所女子藝術學院的她，離開學校後與古巴藝術家卡洛斯．安瑞奎茲（Carlos Enríquez）結婚。前往哈瓦那生活的兩人經常一起描繪街上行人，體會革命前的社會百態。1927年兩人回到紐約，隔年生下女兒的奈爾，在這座城市遇上經濟大蕭條之際開始觀察當地的公園、建築，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們。繪畫逐漸成為奈爾書寫歷史的方式，特別是因為性別、種族和階級而被遺忘於正典之外的人物，或是群眾運動的紀錄，例如1936年完成的〈納粹謀殺猶太人〉便記下當年5月一場反對納粹猶太政策的遊行。1935年奈爾加入共產黨，此次的展覽標題「以人為本」（People Come First）便是取自於《工人日報》（The Daily Worker）專欄作家，同時也是當時美國無產階級藝術最重要支持者的麥克．戈爾德（Mike Gold）為她所寫的文章。1930年代後期，奈爾與音樂家侯塞．內格隆（José Santiago Negrón）移居西班牙哈林區（Spanish Harlem），隨後與左翼電影製片人山姆．布洛迪（Sam Brody）合作，並生下第四個孩子。西班牙哈林區的人口組成以波多黎各人為主，在此生活約廿多年的奈爾持續用畫筆捕捉當地具影響力的社運份子，同時也畫下身邊家人和街坊鄰居的日常。以〈喬治亞．艾斯像二號〉為例，青年艾斯（Georgie Arce）從小便與奈爾相識，畫中十幾歲的他手握短刃，防禦性地抿著唇，彷彿感受到威脅一般警惕地向畫外凝視。奈爾曾自述艾斯經常以作勢要割斷她喉嚨的舉動與她遊戲，在當時的正規學校教育中並沒有提供西班牙語教學，奈爾透過艾斯的肖像，宛如捕捉了生長於此地的孩童在探索自我身分和所處社會的聯繫時，因斷層而產生的困惑與掙扎。1950年代後期，奈爾在家庭電影「摘我的雛菊」（Pull My Daisy）中扮演了一名典型的美國母親，並在具濃厚政治意識型態的ACA畫廊（ACA Galleries）舉辦展覽而逐漸打開知名度。1960年代，奈爾開始廣泛地在紐約畫廊展出，包含安迪．沃荷、賈姬．柯蒂斯（Jackie Curtis）、安妮．斯普林克（Annie M. Sprinkle）等名人都曾是她肖像畫中的主角；同時，她也開始創作與孕婦裸體有關的畫作，從此成為她最知名的代表題材。

母性的世俗再現

　裸體和性是奈爾作品中最主要的兩個核心主題，一方面與傳統常見的樣態不同，特別是其筆下的裸體總是坦率而直接地毫無歉意；另一方面，她對裸體孕婦的敏銳關注程度更是前所未見。奈爾一生共有四個孩子，歷經過喪子之痛與被迫分離，其母性經歷充滿了悲傷和矛盾的情緒。千年以來，數以萬計的母親無不在西方傳統繪畫的聖母與聖子題材中找尋慰藉，或為聖殤圖中基督垂躺於聖母膝上的形象所動容。失去總是教會描繪聖母瑪利亞的核心，她無私、堅忍而慈愛的形象在基督教藝術中無處不在。即便是延續傳統題材，活躍於20世紀中葉的畫家絕對比早期藝術家更精於表現人物情感。與流行文化或藝術史名作中經常出現的典型不同，熟悉為人父母帶來的生理、心理壓力，奈爾的畫作總是以強烈的感染力吸引觀眾從中感受到母親生育、撫養孩子時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舉例〈卡曼與茱蒂〉中近乎奄奄一息的小茱蒂眼神空洞地望向母親垂下的乳房，憔悴的母女肖像成為女嬰在畫作完成後不久便去世的預言，深深地傳遞出底層女性貧苦的境遇與無力，令人感到不勝唏噓；又如在〈南西與奧莉維亞〉中，母嬰被描繪成互相依存的緊密共存體，南西驚恐的雙眼傳神地表現出疲倦而不安的心情，與其相鄰的右方藍牆被畫家刻意處理成空虛的抽象暗示，沒有任何一名畫家曾經如此有說服力地傳達出新手媽媽的震驚。（全文閱讀560期藝術家雜誌）

回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