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正義的治理轉向
永續發展的藝文共振（下）
倫敦｜London
檢視2021年對永續發展的討論，除了從環境正義的層面思考永續議題，歐美藝文界也浮現諸多對於機制公平性的討論，衍生出對於商業模式互利互惠（經濟力的永續）以及促進社會凝聚力（社會力的永續）的探討，這些思考將永續的概念擴延至機制層面的實踐。
永續發展目標
要梳理藝文機構「機制轉向」的端倪，必須先倒轉至2015年：聯合國發布了《2030永續發展章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歸納出本世紀急需國際合作群策群力方能解決的重大議題，包含貧困、飢餓、環境、教育、人權等十七項目標課題團塊（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呼籲各界能夠重視高品質的經濟成長，改善社會失衡，以營造更公平、兼容、永續的集體未來。這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章程鼓勵各級政府、非營利組織以及各方產業選定議題團塊逐年發表自我監測檢核報告，檢視對於永續發展的進度。
針對此項章程，以藝文創意產業為骨幹的創意經濟政策團體，過往數年不斷嘗試找出藝文界得以為這些宏觀議題做出貢獻的方式，尋求文化政策能夠施力的著眼點。這些努力也促成聯合國將2021年訂為「國際創意經濟永續發展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針對創意產業如何為永續發展做出貢獻，提出努力的方向：點名產業應將打造「創作者友善」的藝文生態系做為首要工作目標，期許讓創意產業工作者能夠以具尊嚴的工作條件，收獲像樣的報酬，逐步改善產業環境，增加業內晉升與持續發展的可能，從而讓「從事藝文工作」變為一項永續、可行的職涯選擇。
治理轉向
這些宣示點破藝文生態的長期失衡，但是如同對牛彈琴，歐美大型藝文機構反應冷淡，文化政策團體也似乎缺乏施力的槓桿，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改變了一切。過往兩年在疫情的肆虐下，民運（黑權、身體自主權、勞工權益）推波助瀾，將藝文界推向集體改革的浪尖。產業內長期面對經濟窘迫的「一無所有者」 （have-not）開始串聯，大力要求機構肩負起更多的責任，提出更為有效的課責機制，矯正畸形的產業文化，為藝文生態的永續發展做出努力。
業界的呼聲也讓過往有如身處平行宇宙的大型藝文機構不得不正視長久與社會期待脫軌的治理思維，面對必然的變革。文化機構的治理方法也向企業管理取經，逐步傾向以「企業社會責任」的論述做為實踐基礎。
這些涵蓋機制永續思維的典範位移，包含：由過往以「股東」（shareholder）（資方）利益為依歸的治理方針，轉向以「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為考量的運作基準，也延伸出由不同角度思索機構與社會關係的概念，例如「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方法論」（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或是「三重利損原則」（TBL：Triple Bottom Line），倡導將過往僅考量盈虧的運營指標，轉變為能夠涵蓋利潤（Profit）、社群（People）、地球（Planet）三項指標的通盤治理思維。
食事提案 氣候食者：在潮間帶的 2017 ©Ruth Clark
獲2021年泰納獎提名，曾參與2020台北雙年展的藝術團體「食事提案」（Cooking Sections）與蛇形藝廊合作策畫「成為氣候食者」（Becoming CLIMAVORE）一案，計畫名稱結合「氣候」（climate）與拉丁字根「食者」（-vore），揭示食物產製系統的權力失衡與環境危害。
社會實踐與機制正義
這些彰顯機制永續、集體共榮的治理思維，逐漸外溢成為歐美藝文機構的方法論中的常見詞彙，並與視覺藝術領域近年成為顯學的行動主義和社會實踐合軌。其中，倫敦蛇形藝廊（The Serpentine）即具體而微地展現如何將機制永續的思維通過實踐，逐步深化成為美術館對於經濟、社會以及環境影響的執行案例。為慶祝館所成立五十年，蛇形藝廊於2018年發表為期四年的改造計畫，以公民參與、環境生態、數位科技三條軸線為核心，緊扣藝術於民主社會中的關鍵角色，以永續思維評量機構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逐步催化館方實踐的韌性與行政彈性。（全文閱讀561期藝術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