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性的殖民；看不見的資本主義競賽
第十二屆柏林雙年展「仍然存在！」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曾提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哈維認為，資本體制一向能夠將不在其區域中的國家及人民納入它的領域之中，但在當代社會的情勢下，資本體制的持續擴張，是複雜且不見樂觀的。哈維對於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其不公義的體制有著犀利的觀點，他質疑、剖析這個經濟體制的根本矛盾之處。他認為，某些癥結與矛盾是可駕馭的，但一昧追求複合式成長的經濟方式將成為致命的問題。
今年第十二屆柏林雙年展「仍然存在！」（Still Present!），也提出與哈維相同的質疑。除了向資本主義發問之外，也特別指出那些「仍然存在」的盲點與鮮被思考的問題，如：奴隸制度、西方帝國主義的擴張、全球殖民主義等遺緒，它們難以被看見抑或是往往被忽略的當代現象。柏林雙年展每兩年在柏林的不同地點舉行，為提倡實驗形式，柏林雙年展提供藝術家、策展人自由和空間，以展示獨立觀點與立場，有別於利益為主的收藏藝術市場。繼2016年柏林雙年展由藝術團體擔任策展人之後，又改變為邀請專業策展人與策展團隊執行雙年展的計畫，這屆柏林雙年展再度嘗試邀請藝術家擔任策展人――阿爾及利亞裔法國跨學科藝術家卡代爾．阿提亞（Kader Attia），與策展團隊包含杜襄林（Đỗ Tường Linh）、諾姆．塞加爾（Noam Segal）、瑪麗亞．海琳娜．佩雷拉（Marie Helene Pereira）、安娜．特謝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以及拉沙．薩爾提（Rasha Salti），對於資本主義下的當代社會提出相對具體的詰問，例如：為了現代性發展而對地球造成不可逆的變化、人類階級結構、環境永續這些當代全球所面對的緊急課題。
從卡代爾．阿提亞在第十三屆卡塞爾文件展的參展作品〈修復：從西方文化到非西方文化〉，即能察覺阿提亞無論是在創作或在策展方面的個人風格。〈修復：從西方文化到非西方文化〉大量展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倖存者可怕而殘缺、勉強重建的臉；作品的另一區塊展示來自非洲前殖民地，那些經歷不同臨時修復過程、不同文化的藝術品，其中包含圖騰、雕塑、玩具和工具等。可以見得阿提亞的創作手法非常直接，且用一種鏡像的方式呈現，過往作品中展示的書籍卻又以金屬橫桿緊封，似乎是為了表明這個裝置是一個標誌系統，而不是一座圖書館或檔案館。
阿提亞長期關注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各種創傷、治療與修復。他提出以「修復」（Repair）的概念做為一種方法，切入邊緣化與後殖民主義帶來的社會創傷。以同樣的經驗，阿提亞帶給這屆柏林雙年展的策展方式，即是提出那些在全球文化殖民主義、城市仕紳化之下仍然存在卻險被遺忘的事件與人物。相對於2018年第十屆柏林雙年展「我們不需要另一個英雄」（參閱《藝術家》519期）對於現行歷史的知識體系下那些有毒主體性（toxic subjectivities）的拒絕，與上屆柏林雙年展「裂縫從內開始」（參閱《藝術家》545期）對於全球南方的關注，今年第十二屆柏林雙年展向前兩屆雙年展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且具有衝擊性的現實層面做為註腳，避開那些詩意的、過於婉轉的藝術形式，許多作品直接展示藝術家對於研究主題最真實主觀的感受。今年柏林雙年展除了含括前兩屆所關心的全球南方敘事與去西方中心主義外，以更無包裝、更赤裸的方式揭露遍布全球社會階級僵化、極權主義、不斷擴張的激進資本主義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問題，向觀展群眾丟出一記有力且快速的直球。
今年柏林雙年展如同往年，展覽地點分散在柏林市區內六個不同機構：KW當代藝術中心（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漢堡車站美術館（Hamburger Bahnhof - Museum für Gegenwart - Berlin）、柏林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更具指涉性的是解殖文化記憶城市（Dekoloniale Memory Culture in the City）展場，為一個測試專案，試圖尋找城市與機構還有居住在此的人民對於（後）殖民文化的影響，坐落在曾是柏林會議（Berliner Konferenz）舉行場地旁鄰的威廉大街92號（Wilhelmstraße 92）；歐洲列強在1884至1885年與德意志帝國為了建立非洲殖民地舉行的會議，最後簽訂《柏林會議總議定書》，之後正式開始瓜分非洲。另外，前國安總部．民主校園（Stasi Headquarters. Campus for Democracy）展場也是一個屬於前東德時代的眼淚，由近五十座建築和數千間辦公室組成，正是在這裡，大約七千名國家雇員組織了對前東德公民的監視和迫害。今日，這座曾經的祕密警察堡壘轉化成為一間民主學習中心、抵抗獨裁的教育場所。
女性生存困難─仍然存在
進入KW當代藝術中心，映入眼簾的是尼爾．雅特（Nil Yalter）〈流亡是個很難的工作〉由幾百張黑白女性影像組成的海報，牆上懸掛五個液晶螢幕，螢幕播放來自葡萄牙和土耳其的女性與她們家人的對話語錄，藉由聆聽她們與家人的日常對話，嘗試讓大多數來自城市的觀者能夠了解面對流亡生活之人被迫面臨的問題──這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日常工作，也是絕大多數觀者毋須面對的情況。因為這項「工作」所需而發展出的技能與知識，在所謂的代議制民主中依然步履蹣跚，形式上擁有的權利永遠在生活中處處受限，政治人物與議員們的承諾也往往與實踐大相逕庭。
身為在開羅出生、在土耳其長大的法國外籍移民，雅特的作品通常跟自身經歷相關，她大量使用裝置、繪畫、照片與寫作，展示那些無法證明、被誤導，或是沒有被充分聆聽的聲音。另一件作品〈蓋拉羅特女子監獄〉是雅特與畫家朱蒂．布魯姆（Judy Blum）及錄像藝術家尼可．克魯瓦塞（Nicole Croiset）在1970年代共同製作，呈現在法國曾經存在對肉體性別歧視的工業監獄──蓋拉羅特女子監獄（La Petite Roquette），這座從1830年啟用的監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專門用於囚禁、懲罰那些主張身體自主權、反對法國反共產政權的婦女。三位藝術家各司其職，使用影像、繪畫、攝影組成一件大型裝置作品，展示出那些沉默、隱身在暴力裡生存的真實樣貌。（全文閱讀568期藝術家雜誌）
【9月專輯│探尋藝術做為修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