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斜時針
2016-2017年印尼藝術社群參訪筆記
昆奇文化研究中心一隅（攝影：陳湘汶）
想像與差異：中爪哇到西爪哇
皮影戲、舞蹈、甘美朗、蠟染……是我們對印尼傳統藝術最大的印象；那麼在當代藝術的印象中，就是他們藝術家群體的活動以及社區參與式的創作了。藝術社群（Collective）是印尼常見的藝術工作模式，成員來自不同領域，他們通常擁有一個實體空間做為討論、活動發生的地方，事務由成員一起決策，各自都有使用空間的權力，不因為誰分攤的工作或房租比較多而有異。位於爪哇島中部的日惹除了有相當多特地前往位於西北邊婆羅浮屠的遊客，多數想了解印尼當代藝術的人一定會前來參訪性格各異的藝術社群。他們在1998年的政變之後陸續成立，有的以研究為主例如昆奇文化研究中心（KUNCI Cultural Studies Center），有以地下音樂、攝影為主的，亦有不同媒材的當代藝術家組成者。
左．日惹的藝術社群「MES 56」空間一景（攝影：陳湘汶）
右．萬隆的「re:emergence」聯展一隅（攝影：陳湘汶）
在爪哇島走訪幾個城市的過程中感受到嚴重的「時差」，這個時差並非指與台灣在世界時區裡那一小時的落差，而是生活步調上的基本差異，我（個體）與他們（群體）的，以及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國際對東南亞當代藝術的關心、藝術市場的帶領以及國內藏家的支持下，印尼目前的當代藝術家的狀況還是相當良好，尤其在日惹這個生活消費相對低的城市，他們可以分配較多的時間在自己的藝術創作上。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時間彈性很大，大部分藝術家的一天多半是從下午3時才開始，對我這個來自台灣的厭世代，儼然是一個非常大的文化撞擊。台灣的藝術家有用正職上班以外的時間創作的、也有必須背著兩、三件案子才能支撐工作室租金與生活費者，某個層面上，日惹的狀態著實令人羨慕。
萬隆會議博物館（攝影：陳湘汶）
日惹之後我接著前往西爪哇的萬隆，在此之前我對萬隆的了解是發生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當時中華民國並非與會國家，但這場會議的結果對往後中國和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話語權消長有著關鍵性的影響。與日惹相比，工業城市萬隆添了一些摩登氣質，鄰立的荷蘭建築以及格狀的道路規畫給人不同的感覺。 如果是畢業於當地的藝術家多來自萬隆科技大學，他們同樣有許多的藝術社群並且各以不同且有機的方向在運作。印尼的藝術社群模式其實類似台灣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的替代空間，或者由年輕藝術家組成之團體，操作邏輯相當接近，但能夠輪替好幾代成員仍然屹立的算是少數，印尼所以普遍且能夠發酵除了成本較低外，「Numpang」做為核心精神，我想是最重要的原因。字面上是搭便車之意，但這個共享的精神實際上遍布著整個馬來文化圈，「因為我有多的空間」、「每個人付出自己能付出的」所以每個人可以享用團體的資源，互相協助並且沒有對價的交換標準。這不只發生在同輩團體中，在印尼的經驗中我看到許多個由資深藝術家所開設的大型空間，提供給年輕的策展人發揮與年輕藝術家免費申請展覽，培育後進也是「Numpang」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