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由，何來藝術？
從第十六屆卡塞爾文件展至柏林漢堡車站美術館展演爭議反思德國文化場域實踐之困境
卡塞爾｜Kassel × 柏林｜Berlin
幾十年來，文件展一直是藝術界的參照，標誌著我們時代的精神。然而，在今天，文件展更像是深陷危機的歐洲的癥狀。──曼努埃爾．博爾哈─維爾（Manuel J. Borja-Villel）、瓦瑟夫．庫爾滕（Vasıf Kortun）
2023年10月7日淩晨，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運動組織哈瑪斯（Hamas）偷襲加薩走廊附近的以色列城鎮，並挾持以色列平民及士兵為人質。以色列宣布國家進入全面戰爭狀態，並圍剿加薩走廊。攻勢中，巴勒斯坦人民傷亡無數，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付之一炬。雖然聯合國在內的眾多國際人權組織不斷呼籲以色列政府開放人道主義走廊，解救受困加薩的無辜平民，但以色列政府至今並未同意停止軍事行動。
以巴衝突發生不久後，擔任第十六屆卡塞爾文件展遴選委員的以色列藝術家艾丁格（Bracha Ettinger）於同年11月初發布聲明，加薩的慘況讓她不堪承受、身心俱疲，無法再繼續出任委員一職。隨後，另一名遴選委員印度策展人霍斯科特（Ranjit Hoskote）則被德媒指出支持巴勒斯坦民間組織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s，以下簡稱「BDS運動」），德國文化部長洛特（Claudia Roth）得知後強烈譴責，並威脅將撤出對下屆文件展的資金贊助，導致霍斯科特決定辭職。然而霍斯科特亦在公開信中否認指控並表示：「我被要求接受毫無信服力的反猶指控，將猶太民族與以色列混為一談，又將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誤讀為對哈瑪斯的支持。」
BDS運動旨在透過對以色列施加非暴力壓力，以爭取巴勒斯坦人在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的基本權利，自2005年成立以來獲得不少國際社群支持，然而部分親以人士認為響應BDS運動就等於反猶。印尼藝術團體ruangrupa策畫的第十五屆文件展即因受邀藝術家曾支持BDS運動，加上文件展開幕期間印尼團體稻米之牙（Taring Padi）作品中被指認出反猶符號，相關指控在社群媒體傳播下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這些爭議都指向一個根本問題：究竟該如何定義「反猶主義」？以及誰有權力制定這些定義？柏林議會日前通過條款，要求任何接受德國官方補助的文化機構都要遵照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規範，使得任何控訴以色列政府的言論都容易被解讀為反猶。
然而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包含以色列籍），接受批評以色列政府就是反猶主義者或納粹份子此種過於簡化的論點，不僅無異於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背負的特殊責任意識，強化曾是加害者國家的自我防禦模式，合理削弱對異議者表述意見的自由。策展人安森．法蘭克（Anselm Franke）在第十五屆文件展落幕後的訪談便提到：「我們今天目睹的，是舊結構和特權的不願退場。也許我們需要一個文件展來說明，當今的藝術界是沒有未來的。當我們意識到全球歷史的脈絡與彼此的關聯性，我們勢必需要新的共同體，而我認為這共同體已經不再存於現今仰賴政府補助或藝術市場的藝術界，而是在行動主義、地方藝術機構和他們批判殖民歷史的互動中顯現。」其評論提點當今天要談論納粹的歷史及其持續的影響，我們勢必得將其納入更大的全球殖民脈絡與論述中，才能理解為何反猶的策略與概念被視為救贖德國歷史意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尋求積極的方式去傾聽、理解、解構它。
回到遴選委員的爭議，為表達對霍斯科特的支持，反對官方對藝文工作者進行背景審查，其餘四位擔任文件展遴選評委的國際藝文人士於11月16日亦集體退出委員會。他們寫道：「如果藝術要討論當今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現實，它就需要創造適當的情境，允許不同觀點、看法和論述。近日我們的同事霍斯科特遭到媒體和公眾肆無忌憚的詆毀，被迫辭去評審職務，這讓我們懷疑德國是否具備舉辦下一屆文件展的先決條件。」
而後11月22日，前馬德里索菲亞王后國立藝術中心館長博爾哈─維爾與土耳其裔策展人庫爾滕於國際藝文平台「e-flux」分享他們遞交文件展機構的第十六屆展覽提案，以及文件展機構回覆他們「不符申請資格」予以淘汰的過程：起初兩人分別受機構之邀提交策展構想，但由於博爾哈─維爾與庫爾滕不認同單一策展人的工作方法，遂決定合寫企畫書，提出與思想家、社會運動者和藝術家等不同領域及學科專業人士協作策展的工作結構。他們設想將係以希臘文的chora（指涉不斷演變的空間或狀態）為核心精神，致力於回返尚未解決的過去，同時考慮年輕世代觀點，為死者、生者和未出生者服務的展覽。
遺憾的是，兩位隨後收到文件展機構通知，指出他們的申請因不符合當初機構制定的保密條款，必須終止。換言之，委員們並非因展覽構想不具說服力，而是因程序問題，將他們的提案淘汰。「文件展機構的決議，加上遴選委員的風波，讓我們認定這一切不是藝術危機，而是政治危機。」兩人說道，「這關係到機構自主性，也關係到文件展的存亡。文件展的重要性，在於它能夠持續挑戰自己、探討藝術在當代社會的作用，並提供理解歷史變遷的方法……如果文件展不再質疑現狀，將自身侷限於某種特定的社會規範與腳本，那麽我們都將蒙受損失。」
塔妮婭．布魯古拉 你的想法成為公民行動的地方（100小時閱讀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2015
（Photo: Leandro Feal）Courtesy of the artist
2024年年初，以巴戰火延燒，文件展新的遴選機制尚未明朗，歐美藝文圈與學術機構頻頻傳出撤銷巴勒斯坦籍或反以色列政府人士的相關活動、獎項、教職等新聞。一連串事件，使得今年2月初古巴藝術家與社會運動者塔妮婭．布魯古拉（Tania Bruguera）於柏林漢堡車站美術館（Hamburger Bahnhof）策畫的展演「你的想法成為公民行動的地方（100小時閱讀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備受關注。
這項展演源自2015年藝術家因古巴極權政府對異議份子的壓迫，決定在哈瓦那家中發起連續一百小時朗讀與討論漢娜．鄂蘭著作做為抵抗，並透過擴音器向古巴街頭廣播。該次朗讀催生後來包含布魯古拉在內的古巴團體漢娜．鄂蘭藝術研究所（INSTAR），2021年被授予卡塞爾市阿諾．博德獎（Arnold Bode Foundation Prize），隔年受邀至第十五屆文件展展出。此次她在漢堡車站美術館的展演無非也是希望邀請學者、社會運動者與一般大眾，透過四天四夜不間斷地朗讀與對話，探討自由與民主、威權主義與民粹主義、政治思想與權力結構等議題。
事實上，該展演早在2023年年初就已排入漢堡車站美術館檔期，因此無預警的以巴衝突讓展演更為敏感、增添變數。布魯古拉在行前受訪時表示：「德國會成為今天這等模樣，是因為我們沒有在第十五屆文件展時將問題處理好。我們是來自全球南方的人，我們帶著自身的困境、創傷和解決方案來到卡塞爾，試圖與德國分享，期待德國社會以另一種角度正視他們自身的問題。遺憾的是，位居權力中心的國家往往不知如何向其他國家學習，因為他們總認為自己的解決方案是最好、最正確的。」布魯古拉也回應艾未未日前在社群媒體上表達西方審查制度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如出一轍」的言論，她認為當前的西方審查制度更嚴重，因為歐美國家「仍活在自由民主的幻象中，而各種隱形的邊界、無法指認的力量正慢慢侵蝕社會，形塑自我審查與噤聲的可怖氛圍。」布魯古拉期待展演能挑戰那道隱形的邊界，反思德國二戰後的反猶敏感性與當代個人對反猶主義認知的差異。
不料，在計畫進行到第八十八小時，漢堡車站美術館於官方社群平台貼出公告稱巴勒斯坦運動團體兩次「干擾」（disrupt）活動，並在第二次對受邀朗讀者法蘭克福猶太博物館館長溫佐（Mirjam Wenzel）與美術館總監進行人身攻擊，使得藝術家決定取消演出。「我們尊重、支持藝術家的決定，並拒絕任何形式的仇恨言論和暴力。為了保護參與者的安全，我們不得不這樣做，對此我們深表遺憾，並請人們反思不尊重藝術自由的後果。」上述美術館總監的發言不免讓人聯想近期德國文化部對同情巴勒斯坦行動者撤銷贊助的威脅，導致面對衝突急於息事寧人、撇清關係，將過錯歸咎於肇事者的防禦心態。
藝術家事後在個人社群平台聲明補充，第一次行動是應她之邀進行：團體成員在受邀朗讀的時段和平宣讀支持巴勒斯坦、蘇丹、庫爾德斯坦和西撒哈拉的聯合訴求；第二次行動則是無預警的抗議，過程中抗議者們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自由」。布魯古拉表示她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或歧視，但是她完全理解抗爭過程無可避免的情緒失控和無心過失。「這是一個暴力事件嗎？不是。他們（指巴勒斯坦團體）擾亂了活動嗎？是的，因為這本來就是抗爭目的。我被他們的行為冒犯了嗎？沒有。有人身攻擊嗎？有衝突嗎？有的。但那又如何呢？」
上述布魯古拉的展演經驗，顯示機構、藝術家與巴勒斯坦團體三方立場上的歧異。但正如同布魯古拉提到，「如果不是缺乏能動性，人們沒有必要群起抗議」。如果不是眼看至親遭受死亡威脅、家鄉被強勢武力侵蝕佔據，人們也不會如此情緒激昂。面對上萬巴勒斯坦人民數十年來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機構今天仍為自保而訴求禮貌至上、公審異議者，這些都讓人質疑當今德國藝文界是否還能創造對等的平台，鼓舞大眾坦然面對自身與他者國族歷史的暴力、恐懼、慾望和希望。
時至今年3月，國際間盼望停火的日子仍未到來，漢堡車站美術館社群媒體在廿四小時後更將留言功能關閉，表示他們無法再維繫「網路禮儀」。「藝術能為黑暗的時代帶來什麼？」艾丁格在辭去文件展遴選委員一職留下這個詰問，值得反思。可以肯定的是，藝術無法停止戰爭，但是藝術也無法不停止去質問：如果我們今天沒有了自由，那我們還有藝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