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存於百年夢境的神祕沃土
布魯塞爾Bozar藝術中心「不苟言笑的歷史─比利時的超現實主義」
以安德烈．布魯東（André Breton）的《超現實主義宣言》為指標，2024年成為超現實主義誕生百週年的關鍵里程碑，為此，在比利時擔任今年上半年歐盟理事會主席國的背景下，布魯塞爾Bozar藝術中心特地推出「不苟言笑的歷史─比利時的超現實主義」特展，以展品爬梳超現實藝術於比利時的百年發展歷程，紀念此現代前衛運動的誕生和延續至今的深遠影響。1924年，超現實主義誕生初始便藉詩人保羅．努傑（Paul Nougé）同年出版的小冊在比利時亮相，這股20世紀最重要的藝術潮流源於對精神分析的推崇，以夢境、潛意識、神祕和非理性為核心，在努傑、雷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等前輩逝世後仍影響該國無數藝術家。以努傑大膽的出版品為主軸，「不苟言笑的歷史─比利時的超現實主義」包含馬格利特、簡．格拉維羅（Jane Graverol）、馬塞．馬里安（Marcel Mariën）、瑞秋．貝斯（Rachel Baes）、E. L. T. 梅森斯（E. L. T. Mesens）、萊奧．多門（Leo Dohmen）、保羅．德爾沃（Paul Delvaux）以及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喬治．德．基里訶（Giorgio de Chirico）等人的畫作，以及在藝術中心旁一處公園展示五位當代創作者──安娜．貝爾賓內茨（Annabelle Binnerts）、瓦萊麗．穆雷珍（Valérie Mréjen）、蘿莉．普沃斯特（Laure Prouvost）、姬塔．斯卡利（Ghita Skali）和薩利姆．拜利（Salim Bayri）基於不同超現實文本為靈感的作品，除了聚焦此思潮的政治歷史背景、意義傳承及演變之外，也突顯重要的女性創作者，提供百年來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多樣性觀點，非線性的敘事方式更讓觀眾能在作品的比對照映之間感受意義的碰撞與對話，理解這些古怪的超現實主義者如何超越現代主義以來對美學的純粹追求，進一步深化為得以驚人的創作改變世界之期待。
外來思潮的落地生根
恰如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總將幽默做為顛覆性策略的典型特徵，「不苟言笑的歷史」（Histoire de ne pas rire）出自努傑1956年出版之著作集中的文章篇名。被稱為布魯塞爾超現實主義團體「大腦」的努傑，性格神祕，對社會名譽和公眾認可總是表現出興趣缺缺的態度，雖被視為團體的思想領袖，卻從未聲稱自己是超現實主義的領導者，而與布魯東有著截然不同的形象，比利時超現實主義在此風氣下，漸漸與巴黎的超現實主義產生歧異，拒絕自動書寫和無意識的方法，發展出屬於自身的超現實類型。
回顧比利時的前衛藝術潮流，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來自德國、荷蘭、法國的新美學擴散至該國的藝術社群，包括達達主義、構成主義和純藝術等流派，其中，興起於瑞士的達達主義為了回應一戰帶來的劇烈社會變化，主張反對傳統，重視非理性，成為往後超現實主義的中心思想，當時比利時最引人注目的達達主義者為藝術家保羅．朱斯頓斯（Paul Joostens），在安特衛普帶起一股拼貼畫的風潮；反觀布魯塞爾則以馬格利特、維克多．賽夫蘭克斯（Victor Servranckx）、皮耶─路易．福魯吉（Pierre-Louis Floquet）熱中的構成主義的社群為主流，漸漸地，馬格利特開始對幾何抽象和純美學永無止境的追尋感到徬徨，甚至厭倦。
1924年11月，布魯東在巴黎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倡導想像力、無意識和自動書寫，努傑、馬塞．勒孔特（Marcel Lecomte）和卡彌爾．戈曼斯（Camille Goemans）在共同出版的一系列名為《通信》（Correspondance）的小冊中模仿知名作家的口吻與文筆，一方面引介超現實思想，一方面提醒人們避免世俗名望與惡名的誘惑，這項微妙、幽默的舉措標誌著布魯塞爾超現實主義團體的開始；於此同時，馬格利特的繪畫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從寫實風格轉向神祕的表現形式，戴圓頂禮帽的男人、欄杆等元素出現在他帶有詩意與哲學意涵的作品中。1927年，馬格利特在人馬畫廊（Le Centaure）舉辦首次展覽，努傑親自為其撰寫展覽序言，隨後，在身兼畫商的戈曼斯幫助下，他與妻子一同前往巴黎發展。
在巴黎，馬格利特遇到許多志同道合的超現實主義者，西班牙超現實畫家達利就曾對馬格利特印象深刻，其作品受到馬格利特1920年代末畫作風格的影響甚深，馬格利特也在與這些夥伴的交流思辨中獲取不同靈感，如恩斯特的塗抹和拼貼，他尤其受到米羅（Joan Miró）的啟發而嘗試將文句引入畫面，例如1929年的〈圖象的背叛〉即為畫家質疑物體、表現形式和語言之間絕對象徵關係的代表作。1929年，比利時和法國超現實主義者共合作出版了兩本雜誌，其中刊登有超現實主義者們圍繞馬格利特作品〈隱藏的女人〉的照片，以及馬格利特的重要文章〈文字與圖象〉（Les Mots et les Images），原先計畫趁勢在花都舉辦個展的他，因戈曼斯的畫廊受到經濟大蕭條影響倒閉而放棄，於1930年夏天返回布魯塞爾。
學者在布魯塞爾超現實主義者1934年合影的相片中可辨識出當時加入該團體的其他重要成員，如作曲家安德烈．索里（André Souris）、詩人作家路易斯．史庫特奈爾（Louis Scutenaire）和他的妻子伊蓮琳．哈穆瓦（Irène Hamoir），史庫特奈爾一直是馬格利特的朋友和崇拜者，收藏畫家大量的作品，在他去世後大部分都被哈穆瓦捐贈予比利時皇家美術館（Royal Museums of Fine Arts of Belgium），成為日後奠基馬格利特博物館（Magritte Museum）最核心的一批館藏。哈穆瓦本身也是一名女詩人作家，生前同樣積極參與政治，貢獻比利時超現實主義出版良多，如小說《雅克曼大道》（Boulevard Jacqmain）便是以布魯塞爾超現實主義圈的成員為主創作的故事。
「何為超現實主義？」直到1934年，布魯東在布魯塞爾美術宮（Palais des Beaux-Arts）舉行的「米諾陶」展覽期間發表了以此為題的經典演說，並親暱地稱呼在場的布魯塞爾超現實團體成員為「我們的超現實主義同志」，足見這群比利時藝術家在當時歐洲的超現實主義社群中的分量及影響力。（全文閱讀588期藝術家雜誌）
【5月專輯│超現實主義10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