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伏流的定影解構
慕尼黑藝術之家展出托馬斯.斯托特「形象底碁」攝影特展
撰文│陳庭榕 圖版提供│Haus der Kunst(藝術收藏+設計2018年02月號125期) 托馬斯.斯托特 科斯比街,蘇活區 紐約 1978 Thomas Struth, Crosby Street, Soho, New York, 66x84cm, 1978© Thomas Struth 慕尼黑藝術之家(Haus der Kunst)邀請德國先驅攝影藝術家托馬斯.斯托特(Thomas Struth),以他40年來的概念攝影系列,打造「形象底碁」(Figure Ground)攝影展。斯托特以對社會議題的深度探討,在國際藝壇占有重大的影響力。他藉著對殊異特質的人、事、物──公共空間、人物角色、自然風景、人造科技──的象徵性凝視,發展出前瞻性的藝術實踐;在時間與實驗的思辨闡明中,創造出錯綜複雜且多層次的作品內涵。斯托特的攝影以概念性的語彙,引導觀者尋覓線索後的網絡體系,藉此解構層層的社會階層間隔,將觀者編織交結於宏觀的圖網之中。公共空間與城市轉型的關聯性、家庭對社會凝結力的指引、新科技的侷限與可能性、自然與文化、自我與他者的「正反合」,都是斯托特藉著作品,以迂迴或直白的手法所探問的議題。
「形象底碁」堪稱斯托特攝影生涯至今的回顧展,從藝術家1970年代的早期系列作品「街道」、1980年代末葉以降的「不被意識的地方」、「博物館圖像」、1990年代的「家庭肖像」、「樂園新影像」,至近期的「觀眾」,以及對於全球化社會及科技著眼的新系列「自然與政治」,展出的130多件作品,囊括限地製作、跨領域合作、多軌錄像裝置,以及引發其靈感的豐沛材料展示等。展覽以系列的形式,全面呈現斯托特藝術生涯中標誌性的轉捩點,而與作品一同展出、共計累計了40餘年的靈感資料,則體現出影響斯托特創作至今的各種藝術型態,提供觀者追蹤藝術家的創作發展進程。
托馬斯.斯托特(Photo: Andréas Lang)
●托馬斯.斯托特生平
這位多面向的攝影家生於1954年,成長於二戰後,德國社會對政治反思的逃避年代中。這年代的人們極力追求「普通」與「正常」,對於重建社會及象徵日常生活的消費產品趨之若鶩。作為對這般狹隘且消極社會的反叛,斯托特抱持著對自由創作的嚮往,進入了杜塞道夫藝術學院(Kunstakademie Düsseldorf)。起初,斯托特延續著青少年時期對抽象及肖像畫的熱忱,跟隨利希特(Gerhard Richter)學藝,而在接觸過各類藝術媒介後,斯托特玩票性地開始練習攝影,但起初也僅追隨當時社會對攝影的定義,僅將攝影視為一項寫實紀錄的媒介,作為輔助他畫作的臨摹草稿。直到他因緣際會購入了一本美國觀念藝術家拉斯察(Ed Ruscha)的攝影集,並在吸收了其對日常情境與聚焦物件的理念後,才理解到,攝影可以作為一個先行於想法之「概念」的描繪方式。
●街道:公共空間與體系結構
以攝影探索空間並與空間牽連,是斯托特藝術實踐的重要骨幹。在求學初期,斯托特曾出於興趣,剪輯鏡報(der Spiegel)的黑白報導。他蒙太奇式的將攝像拼貼在A4紙上,再系統性的排列,以此嘗試分析城市建築的結構與呈現。這般分析性的手法與對空間意涵的探討,有跡可尋的出現在他之後的作品中。斯托特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所創作的早期作品,主力聚焦大都會街景,在被資本教義占領的有限地理空間中,探看街道的存在,並站在「社會化空間」的觀點,對公共空間提出新的理解。「公共空間」這一個「大眾都可以進入之空間」的實質概念,其實是各種社會力量持續協商後的結果,而這般政治性敏感且多變的地理空間,以其之存在映照了城市的歷史,揭示隱藏在括弧中的排除與允准,以及一個社會的流動狀態。
左. 托馬斯.斯托特 王府井東路 上海 1997 Thomas Struth, Wangfujing Dong Lu, Shanghai, 117.5x143.6cm, 1997© Thomas Struth
右. 托馬斯.斯托特 國家藝廊2,倫敦 2001 Thomas Struth, National Gallery 2, London, 148x170.4cm, 2001© Thomas Struth
●博物館:半公共空間的特殊性,以及自我與他者的交集
但在人物回歸畫面後,被斯托特放置於畫面前景的仍是空間。在「街道」系列之後,斯托特以在1980年代被賦予教育功能、而因此眾多興建的「博物館」半公共特殊空間為主題創作。斯托特在博物館內部使用腳架,對歷史油畫及正在觀賞藝術作品的群眾進行攝影。攝於1989倫敦的〈國家藝廊2〉畫面中,可見位於畫面正中間的藝術作品及圍聚觀賞作品的三、五觀眾。觀眾被作為豐富構圖的色彩與平衡結構的動線。斯托特青少時期對於繪畫的熱情,以及藉由人物元素堅固構圖的影響,都可在「博物館」一系列的彩色及大幅尺幅攝影中尋見。攝影畫面的成像取因於對不可控制元素──觀眾的組成及停留的時間──的掌握,以及對侷限因素──博物館光線及當時攝影技術──的反向運用。部份失焦的畫面,反而帶來一種詮釋的柔美感;而斯托特以耐心等待,不造作的和諧構圖,則使人對巧合機遇發出讚嘆。
●家庭:元素結合的時刻,社會結構的縮影
「凝視與被凝視」也在斯托特的人物與家庭肖像中被探討著。與「博物館」系列不同的是,這一系列的攝像不是因完美的機遇與時刻而產生的,而是經由被攝對象在鏡頭前的自我擺置──表達希望被觀看的角度──之過程。斯托特試圖透過這個系列探討,被攝者是如何有意識地看入鏡頭表現自己?讓自己在這「表演」之中「真實」?,以及被攝者忘記表現時的真實個性如何在剎那間被記錄的可能?在快門閃過之前,被攝者、相機、攝影師之間的緊繃、複雜性的互動,在個人肖像攝影之中,這樣的結合關係被有趣的被表現出來,而在家庭攝像之中,複雜的因素,更會因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張力而被加強。
●自然與人為物:對全球化社會的反影
在斯托特作品中的「自然」,總是具有對應於「人」的指涉關係,並進階探討著「自我」與「他者」的問題。1991年的「蒲公英房間」為一系列37幅的自然植物攝像,具有濃厚的人物肖像象徵意味。在這項與瑞士溫特圖爾的林登堡醫院的合作計劃中,斯托特以自然為生老病死的象徵,以及「分離」與「居住環境」作為靈感出發,近距離攝影醫院周遭的自然風景植物。植物攝像被掛在病房床頭,自然與病房結合,攝影與觀者貼近一起生活。而被集中在同一展廳、擁抱觀者的〈樂園新影像〉,是斯托特於1990年代末期,在中國、日本、澳洲等地的叢林和森林中拍攝的攝影集結。畫面中的自然生長駕馭了整個視覺結構,蔓延至畫框線之外。藝術家期待觀者在這般視覺體驗下,對他指涉的自然資源及社會政治議題有所反思與領悟。之後於2009年在以色列東耶路薩冷,以及約旦河西岸的爭議領區拍攝的「自然地理」系列,斯托特以細微的人物情態、自然風景、以及高科技設施結構混合畫面,藉著震懾的視覺揭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政治與宗教衝突如何持續影響這片土地,以及如何改變土地的地理型態。
托馬斯.斯托特 霍馬山,東耶路薩冷 2009 Thomas Struth, Har Homa, Ostjerusalem, 148.6x184.8cm, 2009© Thomas Struth
●紀錄的解構:形象與塑像──時代的再現
斯托特也探討攝影作為媒介的限制,他從平面攝像跨足動態影像,他嘗試許多跨領域的合作計畫,並介入公共空間與特殊空間的發展創作。例如與心理分析師的合作計畫「蒲公英房間」、於1987年敏斯特雕塑展中,推出一件介入公共空間的作品:以那些在二戰後被重建的建築為創作主題,對房屋外牆投影敏斯特街景的幻燈片秀。又或在1998年與德國媒體藝術家馮伯赫(Klaus vom Bruch)合作的「柏林計畫」,此計畫以兩人各自攝影、共同編輯的文化日常現象影像,如異國情調的地點與觀光客,探討特殊場域的意義。還或是2003年與彭加登(Frank Burgarten)在瑞士琉森的音樂學校的吉他課程合作計畫,在五小時的吉他課程側錄剪輯影像作品中,藝術的技巧指導及藝術特色自我發揮的拔河在這裡被聚焦討論。
托馬斯.斯托特「形象底碁」展場空間 Thomas Struth: Figure Ground, Haus der Kunst 2017. Installationsansicht / Installation view. Photo: Maximilian Geuter
托馬斯.斯托特 布昆蕾街道,布昆蕾 巴黎 1979 Thomas Struth, Rue de Beaugrenelle, Beaugrenelle, Paris, 66x84cm, 1979© Thomas S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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