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歷史
巴黎大皇宮「南．高登：這不會有好結果」
今晨我的窗外，就在日出之前，一隻鹿站在一片濃霧之中。那片霧如此濃重、如此明亮，以致於不遠處的另一隻，看起來就像是第一隻那未完成的殘影。你可以為之著色。你可以將之稱為「記憶的歷史」。
──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2019年
如何保存酷兒的生命歷程？無論是檔案、口述歷史、文字或是影像，都無法完整地將它保留下來。正因為酷兒的生活時常不足為外人所道，它鮮少被公開談論，總是隱遁在公共空間，又迅速地消聲匿跡。也因此，它無法以傳統的檔案邏輯留存與傳承，而必須一再地，「一隻鹿接著一隻鹿」，在每一個無法預期的時刻，消失又浮現，浮現又消失，不斷地被「重新活過」。酷兒的生命史經常是如此，他們在不同時空之間被驅來趕去、流離奔波，未必能留下完整物件、文字，沒有系譜、沒有傳承，更別提留下連貫的歷史。這些濃霧裡反覆浮現的生命，最終能完整保留的，時常是他們的近身記憶。因此酷兒的歷史，必然是王鷗行所說的「記憶的歷史」（The history of memory）。
做為南．高登（Nan Goldin）首度在法國的回顧大展，巴黎大皇宮策畫的「這不會有好結果」展出她自1970年代至今創作的六支錄像，即是以極端個人化的形式，呈現她身邊酷兒社群的記憶。展題「這不會有好結果」（This Will Not End Well），以語言的模糊性指向這句話的正面和反面。它表現了酷兒生命「沒有未來」的絕望與希望，也同時反映出南．高登對於當下生活的熱情。
此次展覽空間由南．高登與建築師哈拉．瓦爾代（Hala Wardé）深度合作規畫，以「村落」形式分別呈現在大皇宮展出的五支錄像。空間設計團隊反覆地觀看南．高登的作品並且與她對談，也同時留意她的沉默，據此為每件作品設計出獨特的空間結構。譬如《性依賴的敘事曲》的展間像是私人電影院、〈賽蓮〉則具有貝殼的曲線、《失去的記憶》以逐漸壓低的屋頂呈現壓迫感，《另一面》的展間則營造出夜店紙醉金迷的氛圍。另外，2004年南．高登應邀為巴黎秋天藝術節創作的《姐妹、聖徒、女先知》，再度回到位於巴黎第十三區的薩佩特里耶聖路易教堂（Chapelle Saint-Louis de la Salpêtrière）。此處曾是禁錮女性與兒童的場所，也是女性的監獄與精神病院，呼應了這件作品對於南．高登的姊姊芭芭拉（Barbara Goldin）因反抗美國保守郊區的氣氛、受到誤解而在十八歲時自殺的遭遇。在進入每一部作品的展間之前，瓦爾代也設計了蜿蜒的過渡空間，可能是狹窄低矮的黑暗走廊、高挑的垂直照明空間、使人暈眩的斜牆，或者沿著牆面爬升的階梯。
整體而言，展覽的空間設計也做為錄像作品體驗的延伸，而對於當下體驗的重視，也對應著南．高登對影像的觀點：影像存在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保存與傳播，而是讓人重新回到當下的體驗，並且看見酷兒做為真實存在的、活生生的個體。在南．高登親自撰寫的導言中，她特別要求觀眾專注於體會她的作品，而非僅是記錄展覽之中的影像，並呼籲不要在網路和社群媒體上傳播。這除了反映酷兒經驗隱蔽而易逝的本質，也在於保護這些脆弱社群私密的歷史。
南．高登早從創作初期就在攝影中呈現酷兒社群的形象，並且以近身接觸的私密攝影表現他們的生活。她就生活在酷兒社群之中，因此攝影中也經常出現她本人的形象。做為拍攝者，她並不打算維持與被攝者之間的客觀距離，反倒透過主觀的視角，表現她與這群友人之間的親愛，以及她將他們視為「選定家人」的珍視與尊重。在1970年代，她的作品早早表現了私密的經驗，私人派對、藥物成癮、憂鬱症，以及更重要的──她與她身邊的「怪胎們」共同締結溫暖而親密的連結。
1970年代初，南．高登離開出生、成長的華盛頓，搬到波士頓與一群變裝皇后（drag queens）同住，創作早期代表作《另一面》。這一系列的攝影由她身邊的變裝皇后朋友以及他們聚集的The Other Side酒吧展開，又陸續納入曼谷等地的變裝皇后與跨性別者。南．高登在這些照片裡極其所能地展現變裝皇后與跨性別者各式各樣的美：他們穿戴著珠寶、在後台化妝、在公園與朋友們野餐。南．高登剝除了所有主流價值的偏見與獵奇眼光，在鏡頭裡還原他們真實的生活樣貌。
在以LGBT+社群度假與結婚勝地著稱的普羅文斯敦（Provincetown）生活期間，由於無法使用暗房，南．高登開始使用幻燈片來展示作品，也成為她日後常見的放映手法。幻燈片可以不斷重新編輯順序、增刪內容，賦予這些影像流動與變化的彈性，使得南．高登得以依照她的觀點變化而隨時調整，也使得這些照片不僅是靜態的檔案，而是隨著藝術家的生命不斷變動的、活著的記憶。
此一手法更徹底地被運用在南．高登的里程碑作品《性依賴的敘事曲》。她在1978年移居紐約之後開始拍攝這系列作品，討論關係中獨立與依賴的矛盾。她拍下不同性別認同的個體，展現他們之間暴力與溫柔並存的關係。這部作品記錄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連結，也具備行動主義的意涵。當時南．高登所處的社群因為愛滋病的流行遭受毀滅性的打擊，許多朋友因此喪生，她藉著攝影記錄下這些朋友平凡的性與愛，也意在對抗當時社會對愛滋病社群的忽視與汙名化。這部作品每次放映的版本都不相同，也意味著愛滋病流行的創傷記憶以及這些逝去的友人，在南．高登的記憶中並未定格，而是持續地陪伴、支撐著她日後的政治抗爭行動，包含她1990年在紐約策畫的首場愛滋病主體展覽「見證：為我們的消逝而戰」。
從私密到公共的見證
在南．高登的創作中，攝影的見證意義始終源於在場與陪伴，因此見證本身不僅是記錄與觀看，也是一種具有照護意義的行動。這種見證的重點不在於留下無懈可擊的證據，而是在於將她與「選定家人」共生共存的親身經歷留存下來。因此，她的攝影總是不完整的，甚至充滿了極度主觀、近乎幻想的情緒。
這種對於在場的執著，在2019年的作品《失去的記憶》中轉向對生命的深刻銘記。南．高登在這部作品裡記錄了藥物成癮與戒斷的痛苦經驗。觀眾被置於戒斷時期的幽閉空間裡，眼見的是模糊、晃動且難以辨識的影像，耳邊傳來1980年代電話錄音中破碎的語音，彷彿與她共同經歷藥物戒斷時的痛苦，以及在這種苦痛之下，無法接住友人們溫暖關懷的模糊意識。這些影像與聽覺碎片，保留下生命在崩解邊緣的殘影。而這種殘缺感揭示了酷兒檔案的本質：記憶在藥物、時間與社會壓迫的磨損下，往往僅剩下斷裂的痛楚。南．高登選擇留在這些殘影身邊，陪同它們一起消散或顯影。（全文閱讀612期藝術家雜誌）
【5月專輯│同志∕酷兒的藝史與藝識光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