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內且外的關係——雙年展與國家機構

既內且外的關係

雙年展與國家機構

 

　以在2018年開展的台灣美術雙年展來看（以下簡稱「台雙展」），台雙展經過將近十年的發展演變。十年後的此刻我想對此展的形構提問，為何是雙年展？為何是國家美術機構中的雙年展？然而以上的問題，無疑地需要由它歷年角色演變回應。

 

　2008年第一屆台雙展創辦契機在於承接「台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的轉型（全省美展由台灣省政府文教組於2006年舉辦最後一屆）。依舊保留部分徵件模式並由王嘉驥進行主題策畫，以「家」為主題，試圖梳理20世紀現代藝術萌芽後，藝術家如何思考「家」的狀態與意象。以「家」做為主體與實體臨在的形構，某種程度上突顯第一屆台雙展的野心，一則以線性時間為座標串聯藝術史至當代藝術的敘事流變，另一方面「家」做為主體框架，暗示了雙年展可以扮演的角色在於建構藝術（史）的論述。上述企圖扣合國家機構特性，有意識地與具國際特性的台北雙年展進行角色區隔。

 

　從2008年開始的三屆台雙展產生些許政策變化，由單一館內策展人進行籌畫，一致以「台灣報到」為名，以普查兩年內的展覽為方法，徵件與策畫並行，以媒材或議題進行分類（如「東方媒材創新」、「架上繪畫新潮流」），某種程度依舊承繼全省美展媒材類型分配風格。這類如年報式的策畫方式，歸納兩年的藝術走向，某種程度上扁平化了展演機制可擴張的論述能力。於是，以「台灣報到」為名的雙年展承繼的還是全省美展的「新」解，只是這樣的新意在全球雙年展增殖乃至於疲乏，進而在展演與組織方式不斷推陳出新的年代便顯得不合時宜。然在2016年第五屆台雙展有了些許的突破，因應「策展」的主動性取消徵件制度，開始客座策展人與國美館館內策展人的合作，為展覽制定標題，拒絕議題分類，在這樣的基礎下，台雙展也反身性地回應了固有的展演操作，嘗試突破舊有框架。

   

當雙年展成為問題意識
　在2017年「關鍵斡旋」亞洲雙年展論壇中出現一則有趣的觀察與評論，可以說「雙年展」在國美館的角色首次有其問題意識出現。2016年釜山雙年展策展人尹在甲（Yun Cheagab）在參與該論壇時提出：「反對雙年展組織屬於美術館內部。因為美術館與雙年展的制度，必須維持相互補足的緊張關係，這樣才能讓兩者共生相生。」雙年展在單一美術館外的角色設定在國際語境上由來已久，如威尼斯、伊斯坦堡、柏林雙年展等，由基金會籌辦搭配城市文化與藝術行銷而運行，即便由國家基金支助的利物浦雙年展也以跨機構合作與城市行銷為目的，因此雙年展有其在機構外重要的補充功能，如林宏璋於《策展詩學：教育、諸眾與民主之後》所述：「（雙年展是）藝術家、策展人、博物館和其他類似機構的重要替代品。正因為這些展演機制之工具性（instrumentality）面向，以及其機制體制與各種侷限與牽制，不允許藝術工作者們直接反映當代藝術發展，或對現狀展開具體行動。」意思是，雙年展應該是在機構限制之外，一種具有靈活操演的展演平台，做為諸多機構限制的另一種補充。持續上述論點林宏璋在〈雙年展主義及其不滿〉的文章中，認為雙年展產生的是典範的轉移，在各種藝術機制之外產生的差異軌跡。

 

　「雙年展」之於國家機構的反思在2017年亞州美術雙年展的論壇上，不啻是一次具有時間與視閾期待差異的提點。亦即，不論雙年展在國美館的歷史語境裡做為省展的某種「現代」形式的轉型，它的誕生與國家機構和政策產生緊密的結構關係，這與國際語境上跳脫以單一機構運行模式的「靈活媒介」產生定義與實踐的極大差異。因此，雙年展在國家機構內的某種背反性質（理想上應於單一機構外產生的平台，在國家機構內成為內部執行的大型計畫）或誤解（做為省展轉型的方法），都強烈地突顯了機構內外不論是演變或運作模式的差異界線。因此，在今年以邀請客座策展人與館內策展人合作，並以「野根莖」為命題（野的多義性：自然、廣平地方、界線、民間、未被馴養、非正式的）的台雙展架構之下，便不難理解它生產的關於機構內部與外部的相互作用，以及在還沒進行更細膩的論述發展與機構分析的狀態下，容易產生簡化的二元分論，如強／弱機構，公共／企業資金前者調度困難、後者流動自由等說法（史黛拉．羅林〔Stella Rolling〕在〈當代藝術實踐與美術館：是完全的將就關係？〉一文中指出美術館或博物館在自籌款壓力下，為了「經濟吸引力」得做出大型臨時展覽保持潮牌形象引進私人基金，因此以企業資金是萬靈丹的說法略顯天真。）。

 

　然，雙年展做為國立美術館—典範產生的機制—內部例行的大型計畫，它依舊被期待發揮在有限性裡的差異與補充功能，產生一種更細膩的、既內且外的係，在有限的框架中開闢關於策展方法與言論生產的歧義，做為鬆動典範生產的方法，或許是做為與機構相生相息的雙年展，在有限性的架構裡能突顯其界限並穿越之的積極動能。（全文閱讀522期藝術家雜誌）

【11月專輯│2018秋季雙年展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