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應時勢的專注與積累─王俊傑對當代策展的看法

順應時勢的專注與積累

王俊傑對當代策展的看法

 

　在一檔展覽中，「策展人」肩負統籌展覽策畫及將之實現的任務。就藝術領域而言，策展人需要對藝術有深厚的知識積累及熱情，以多樣化的展示手法及多角度的觀看視野，將展覽脈絡及觀點呈現在世人面前。換句話說，策展人即是透過結合場域空間、藝術家、藝術作品等展覽要素的內容，創作出團隊共感下所凝聚的概念意義。隨著藝術類型的多元以及國際交流的頻仍，頻繁的展覽舉行讓策展人的角色逐漸被突顯。

   

　策展人一職在機構內，往往會由博物館╱美術館的館長、研究員擔任，或邀請機構外的學者專家、有影響力的批評家，抑或著名的藝術家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由藝術家做為策展人的類型。近年來，無論是國際性雙年展或替代空間的展演活動，常見「藝術家─策展人」（Artistcurator），對此，現任教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學系的藝術家兼策展人王俊傑表示，西方文化對專業角色認知的分際明確，因此「藝術家─策展人」並非常見的身分，然而在台灣，確實是值得被探討的現象。

 

環境使然
　做為台灣新媒體藝術領域的重要開創者與策展人之一，王俊傑自1984年開始錄像藝術創作，1985至1989年讀於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後即赴德國深造，在國立柏林藝術學院（HdK Berlin）受教於艾斯波特（Valie Export）與海因茲．艾米高斯（Heinz Emigholz），1996年獲卓越藝術家最高文憑（Meisterschule）。他是台灣甚早活躍於國際當代藝術舞台的藝術家，亦自2002年參與策畫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時代的容顏」起始至今，身兼獨立策展人身分，近期更參與劇場及設計作品等工作。王俊傑表示，會成為「藝術家─策展人」，其實是環境使然：「我覺得身為藝術家兼策展人的工作型態，跟當時我所處的環境有關，也就是台灣在解嚴前後，各藝術領域非常蓬勃，好比台灣新電影浪潮、吳瑪悧等人紛紛自海外歸國，解除戒嚴以後更是大鳴大放。」

   

　當時，還是大學生的王俊傑早已從事許多文藝相關工作。好比由於解嚴後，報章雜誌渴求資訊，紛紛擴增版面、尋找可以協助撰寫評論的能手，他開始與媒體合作，固定在副刊與影劇版等專欄發表文化、藝術、劇場和電影評論。王俊傑認為：「那段時間的台灣，資源雖不像現在這麼豐富、多元，可是當時的『文青』對藝術有高度的參與熱忱，因此每個人都會做許多跨領域的工作；不是蜻蜓點水地參與，是確切地投入。」

 

　受到吳瑪悧在《藝術家》雜誌發表的許多關於德國當代藝術引介文章影響，王俊傑決定前往德國進修，期間仍固定為刊物寫稿，介紹、評論歐洲社會發展狀況及國外藝術現狀。他強調：「1989年至1990年代初期，台灣的替代空間剛開始出現，『策展人』尚未興盛，當時所謂的西方前衛藝術領域資訊也不見得流通，所以當了解狀況、得到這些資訊時，便會思考如何把好的、國際的第一手資訊介紹給台灣。」他接續提及由於自身的創作類型偏屬需要長時間、龐雜的行政協助才得以完成，「所以我一直對組織、實踐計畫的操作懷有興趣，也有不錯的訓練基礎，跟後來為什麼會開始參與策展有點關係。」

   

　王俊傑經常思考如何劃分「藝術家─策展人」兩種角色的界線。他認為擔任策展人跟身為藝術家是完全不一樣的工作型態：藝術家處理創作，策展人則須兼顧學術性與行政事務等多面向。釐清身分之間的關係，對他來說是首要的，因此「我對自己訂立非常明確的規範，第一個重要的規則是：擔任策展人時，絕對不展出自己的作品。在我策畫的展覽裡，我絕對不會變成藝術家，因為做一檔展覽需要客觀的角度，在展覽裡既是策展人也是藝術家時，對我來說立場會很模糊，也會有損展覽的學術中立性。」

   

關於「再基地」
　王俊傑近期所策畫的展覽，當屬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以下簡稱「C-LAB」）的「再基地：當實驗成為態度」（以下簡稱「再基地」），企圖思考如何從C-LAB前身的基地特質出發，進一步討論其未來性。在請教有關策展概念與方法從構思至實際執行，是如何看待C-LAB所強調的實驗性，進而對於場域的文化意義琢磨。他認為C-LAB自過去至現在的經營概念，均與國家政治走向連結，是一個神祕的、具有歷史性的、政治意味明顯的空間。在C-LAB強調藝術的原創、實驗基地想像下，他好奇這座由官方營運的空間，在意味不確定性而鮮少受官方認可、推廣的「實驗」概念下，「『實驗』在我們現在的文化意義裡是什麼？」，因此王俊傑表示必須回過頭討論：成長於西方教育體系下的我們在尋找自己的文化身分時，應該如何重新認識西方文明，並回到自身歷史的建構過程，進行定位與檢討。（全文閱讀526期藝術家雜誌）

 

【3月專輯│當代策展的形變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