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編碼：災難─藝術的螺旋式
災難在時間點上是突如其來的事件，在空間上牽動著從區域到整體的狀態改變，從歷史、地理、景觀一直到社會基層和個人心理，認知到「災難」衝擊了我們主觀感知與知性的框架，而激起理性的反思過程：「崇高」。「崇高」並不止於一般中文語意的神聖，「崇高」在災難中的意涵，就如同巴塔耶所說的內在經驗是帶有僭越意涵的，在災難中發生具有摧毀和創新雙重含義的「僭越」，一種以跨越框架的強度呈現的「崇高」；正因如此，災難不會僅限於自然和科學的框架，甚至無法避免地，災難與感知學（或譯做「美學」）密不可分，所以災難總是、甚至必然是感知學與政治性的節點。所以，當災難從自然環境發生的劇變到人為環境的厲變時，崇高不再因為自然景觀劇變而衝擊人心；相對地，隨著科技與生命政治的各種操作，人為災難也從對環境的過度開發，引致氣候、地質和事物變得千變萬化，對人類生活乃至社會產生意外且深刻的影響，康德界定下的崇高意涵也就在今天進入控制論的處境下，讓災難的爆發深入我身、蔓延人心，造成「事物」的質變，簡單地說，「崇高」在今天人為與自然不再能夠區辨的狀態下呈現為一種全面的「質變」。
「卡代爾．阿提亞（Kader Attia）: 情感博物館」於倫敦海沃德美術館（Hayward Gallery）展場一景 (攝影 : 許楚君)
今年春天法國藝術家卡代爾．阿提亞在這檔倫敦首次大型個展展出系列作品，思考包含第一次世界大戰、光州事件和阿爾及利亞人2017年被警察逮捕並拘禁的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說災難記錄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乃至於證實智人發展朝向控制論的宿命，這個歷程幾乎驗證了工業革命以來（甚至可以回溯到17世紀的歐洲或是中國）「技術」對於人類社會的重大提問，甚至挑戰了過往對於地球歷史的理解。災難日常化與內在化的場景不僅是一個客觀世界的呈現，也因而衝擊了藝術自身，這樣的衝擊主要包含了幾個方向的發展：一是回溯「前現代」的相關文化內容，以啟動對現代與後現代的反身性思考，換言之，通過藝術讓前現代文化提示出另類出路；二是藝術在一個世紀「資本─前衛」的「專業化─商品化」加速中，逐漸與生活經驗脫離，「技術」必定是藝術回溯至技藝的重要憑藉，甚至應該說是核心問題，即技術與藝術的合體；三是語言從文化詮釋和田野紀實，轉化到編程語言，進入到敘事群與社群交互編織的新媒體狀態，也因此可以說是藝術進入到控制論和生態的時刻。
在積累了一個世紀的現代藝術經驗與半個世紀的當代藝術經驗之後，「面對人類危急狀態」已經演變為當代藝術計畫的核心命題，這個命題的形成與演變和現代性所驅動的前衛運動密切相關，也是批判性思維從「為藝術而藝術」的命題開始，讓藝術成為創作與感知學（美學）的反思對象，一直推及到「形式成為態度」與「藝術終結」等振振有詞、同時刺激出新市場的命題，不斷朝向世界促進全球流通的各種辨證與思辨。當代藝術在全球化的發展下亦步亦趨地追逐各種議題，也因此使得藝術成為與災難密不可分的衍生物，換言之，因為藝術與災難的遭遇和交互衍生形成了一個新的「感知學」（美學）時刻。這個「感知學」時刻在各種災難徵兆下和各種災難之後，在焦慮、壓抑、恐慌、創傷下，等待藝術能夠投以相應的創造性感知，支持人們的意識與勇氣，進而強化人們的生命力，基於此，我們必須相信隨災難衍生出的藝術形式和計畫就是某種所謂「負熵」的力量。如果災難出自劇烈的加速發展，意即劇烈的熵化，那麼無論是預言災難、描繪災難（自然、環境）、回應災難（工業、經濟、政治）或是修復災後創傷等等的藝術創作與計畫，就是感知反思所延伸出的思考，也就標示出災難與藝術在文化流變、權力協商與經濟交易中的能動性位置，通過崇高感而出現的編程：
康德對崇高的分析所揭示的根本特性之一，聯繫到想像在崇高情感中所遭受的災難（désastre）⋯⋯想像，在其本身的自由之中，是呈現所有材料的能力，如康德所言，包含「想像的」材料，即「被創生的」材料。⋯⋯想像所遭受的災難，可以被理解為形式不再適用於崇高情感時出現的徵兆。──李歐塔（J.-F. Lyotard），《非人：雜談時間》（L'inhumain. Causeries sur le temps）（全文閱讀528期藝術家雜誌）
【5月專輯│災難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