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在田野之中
田野調查、當代藝術創作，與人類學
當代文化政治朝向兩個各自帶有矛盾衝突的極端方向發展：一方在西方主流價值下，在地文化試圖呈現發散式獨特性，其中最大特色是具備相當程度的彈性機轉，卻因此加強了自身「不確定」的屬性。另一方卻是這種在地獨特性的生存模式，彼此之間的界際差別愈加模糊，整體來說，又成就了一個更大格局且清晰的新國際潮流。於是，夾擊在全球文化整合行銷與在地實踐的理想之間，當代的文化生產正是這種局勢下的縮影：地方藝術創生看似成為顯學的同時，這種活化機制卻愈顯露出地方特色、觀光經濟與公共藝術的協商危機，以及如何維持地方情感的倫理困境。
2017年國立台灣美術館「危觀風景—原住民族文化與空間部署」展場一景。
張恩滿以原住民族傳統大型八角風箏做為屏幕，投影出台灣與加拿大兩地原住民族的領地景觀，
探討台東杉原海灣莿桐部落傳統領地遭到掠奪的議題。
（圖版提供：國立台灣美術館）
近年來的城市藝術雙年展亦是一例：既彰顯城市文化又做為全球藝術社群的交流平台、跨國策展團隊與城市願景的媒合、藝術家的觀念性創作實踐與愈來愈趨向知識論層次的策展論述等，而關注的議題從主體政治、生態保育、人類普世的生存價值，到地方文化保存與治理，或是抽象層次的前進或回望、現實或慾望、結構或脈絡等，在在都呈現了地方做為小型全球化聚集地的企圖與規模。顯然，1990年代中期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提出「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一詞指涉當時的全球化與在地文化的相互參照現象，如今幾乎已不敷使用。近幾年流行的「多元文化」這種語彙，又往往暗示著敘說者面對社會異質性情境時，感到束手無策。甚至，「異質性」一詞都無法精確指出當今文化現象的複雜處境，諸如文化挪用與雜揉、跨國主義協商與在地共謀，或是傳統與本真性概念的挑戰等。
「 野根莖─2018台灣美術雙年展」現場一景。
東海岸佑以漂流木、竹子搭建代表原住民族語中聚會所之「搭麓岸」，將作品分為共同及個別創作區，
由參與者協力完成，呈現在地生活與儀式的文化象徵，亦呼應反美麗灣違建之「違．離」集體藝術行動，
或反反反行動聯盟於「不要告別東海岸」抗爭行動中所集體搭建的搭麓岸。
（圖版提供：龔卓軍）
用這種角度來思量當代地方藝術創作以及過程中所參與的田野調查，便有了新的認識：二者的結合（或許也是策展論述的主要命題），賦予了藝術做為「在地文化的重構」意義。這使得「田野調查」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維持在地認識與深度體驗的基本承諾與方法。
今日「田野調查」不再是人類學所專斷的註冊標籤；其他學科諸如社會學、文學、歷史學、教育學皆借助田野調查，豐富了自身學科的既有論述，卻也導致了田野調查被固著在一個僵化刻板的質性方法論，而不在於田野概念與實踐所涉及的批判議題。對人類學企圖「推翻刻板印象」此核心使命來說，田野資料證明「它不是什麼」比起指認「它是什麼」來得更具貢獻。換言之，田野調查提供了文化意義的詮釋可能性，其價值在於澄清、補充或提供相對於既定認識更具深度的調查樣態；或者說，田野調查意圖顛覆既有正當性時，它的長期蹲點也賦予了自身另一項正當性。在這個基礎上，藝術創作的表達素材、諷刺形式、慣於抽象概念思考，以及對於瞬息萬變、異質並置現象的接受度，恰好滿足了民族誌研究中對於田野資料與經驗保持慣有的逆思考模式。
如此一來，藝術生產過程中透過民族誌式田野調查方式，維持具深度（與創意）的在地獨特性，同時得以避免過於快速受到全球整合與收編的結果。在全球文化吸納或同化趨勢中，藝術家透過田野調查保有各自詮釋觀點下的文化意象，因而藝術策展面對「在地獨特性」主題時，不是停留在確認「在地是什麼？」的層次，而是質疑這種命題，以便獲得「在地可以成為什麼？」的其他可能性。換句話說，不能單純將田野視為一項調查方法，而是讓我們在田野裡持續思考的途徑。例如，以色列「隔離圍牆」在巴勒斯坦一側的塗鴉表現，表達了對國際政治、佔領迫遷、威權與威脅、信仰、財產、自由的嚴肅抗議，而班克西（Banksy）的「圍牆飯店」（The Walled Off Hotel）或許正是此一諷刺的最高形式。用這種角度來看，以巴圍牆的塗鴉作品賦予了思考的可能性：深層情緒、宗教衝突、武裝暴力，以及擔憂這些不具名的塗鴉藝術是否缺乏足夠的文化敏感度，導致某種「絕對膚淺性」而激怒當地的巴勒斯坦人。藝術正在田野之中。
以色列「隔離圍牆」塗鴉（圖版提供：林徐達）
在此一相似的關鍵點上，台灣當代藝術生產在田野調查中獲得龐大的創作能量：尤其是命運多舛的殖民歷史與更迭變遷的文化社會，使得藝術創作與相關論述在殖民創傷、迫遷經驗、廟祭交陪、傳統技藝、生態知識，或社會改革運動、自然災害、新住民族群等課題上，獲得各自不同的認同內容以及（若干抹除後再製的）文化記憶。當庶民巷弄、都會紋理，或是原民傳統領域，皆可以做為台灣當代藝術創作的田野場域時，藝術生產創造了一個不同的深度視域，並且擴大了「田野」的定義與展現形式。於是，「田野」概念被藝術策展予以深刻化並且獲得鬆綁──儘管這也許是一個無心插柳的結果──藝術家愈來愈像是一位人類學家了。確實，藝術也是一種翻譯和詮釋。
李俊陽〈廟會交陪仙仙仙〉與布袋戲偶於「想要帶你遊花園：民樂交陪藝術祭」展場一景。
（圖版提供：共感地景創作 ArchiBlur Lab；攝影：陳伯義）
這是思考當代台灣文化身分與重構在地文化經驗的絕佳管道與機會。對於人類學，以及地理學、歷史學等其他學科訓練來說，結合田調的藝術創作迴向帶給這些學科在社會文化獨特性上頭的刺激與思考：自身學科的田野調查是否淪為資料搜集的管道或封閉場域？我們又以什麼姿態進入田野呢？維持與當地居民長期互動關係，並且具備某種給予批判的勇氣，這項允諾還有效嗎？是否保持對流動的異質性與混雜本真性的現實感呢？當代世界已經不再具備舊時代對於傳統和文化本真性的標準化定義，一如人類學家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所言，「沒有人能夠宣稱對於社會生活獨特性的理解擁有優先權」，相反地，正是藝術所展現眾聲喧嘩般的詮釋內容與表達形式，間接彰顯了當代人類學的價值與精神，使我們在田野之中保有一分清澈的不確定性（lucid uncertainty），讓這個複雜社會不至於過於純粹。（全文閱讀531期藝術家雜誌）
【8月專輯│藝術家的田野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