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班牙的浪漫念想──19世紀法國的西班牙風潮

對西班牙的浪漫念想

19世紀法國的西班牙風潮

 

　西班牙，她毗鄰非洲如同希臘毗鄰亞洲，她並不是由歐洲的風格習性（moeurs）所形成。東方的精神（Le génie de l'Orient）彌漫在她的各種形體中，或許令人惋惜的是她不再是摩爾或伊斯蘭的。

──泰奧菲．高堤耶（Théophile Gautier），《西班牙之旅》（Voyage en Espagne）

 

　19世紀知名法國藝評家高堤耶對於西班牙的上述評價，道出當時法國藝壇憧憬於這片「異域」國度的風靡程度以及對於西班牙的觀看視角。位處歐洲大陸邊陲、坐擁庇里牛斯山脈為天然屏障的西班牙，在地理、歷史和文化方面相對自成一局，成為深受其殊異性和揉合多重文化於一體所吸引的19世紀作家和藝術家投射想像的國度，除了為各領域的創作者提供了新的題材和文化元素之外，隨著對於西班牙名家作品後知後覺的驚豔與認識，或許可以說對當時的法國繪畫發展帶來一種典範轉移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之前，在法國的藝術家鮮少有機會能接觸西班牙的繪畫作品。根據藝術史學者蓋利．汀德羅（Gary Tinterow）的研究，有部分西班牙藝術家的作品在18世紀進入法國王室和鑑賞目光敏銳的私人藏家收藏，但普遍來說少為人知，仍是以義大利、日耳曼和荷蘭等地區的繪畫風格為主要認知；另一方面，以義大利文藝復興名家為正典的新古典主義藝術家尊拉斐爾為最高指標──例如在當時地位崇高的安格爾便是其一──並在19世紀初期達到頂峰，這也長久排擠到畫壇對西班牙繪畫藝術的正視。而隨著拿破崙在歐洲四處征戰所徵收、掠奪、接受進貢等獲取許多藝術作品，包括1808至1814年率軍攻佔西班牙，期間將蒐羅得來的西班牙大師傑作運回法國（1815年拿破崙戰敗失利後羅浮宮歸還西班牙近300件作品），於巴黎羅浮宮展示出來之後打開一眾法國畫家的眼界，也成為傑利訶、德拉克洛瓦等藝術家臨摹的對象；另一方面，法國國王路易─菲利普於1838年在巴黎羅浮宮內設立「西班牙藝廊」（Galerie Espanole），展出四百多幅他個人收藏的西班牙繪畫，使西班牙藝術家的畫作得以留在人們的視野，後續更促發1860年代西班牙主題繪畫蔚為流行。

 

　汀德羅在〈被取代的拉斐爾：西班牙繪畫在法國的勝利〉（Raphael Replaced: the Triumph of Spanish Painting in France）一文指出，如牟里尤（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筆下的乞丐、維拉斯蓋茲（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的宮廷丑角和 侏儒肖像、蘇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黑影中戴著兜帽表情難解的僧侶、黎貝拉（Jusepe de Ribera）暴烈殉道的聖人，對於追求「理想之美」（beau idéal）的學院派來說簡直不忍卒睹，年輕一輩的藝術家卻是對它們感到驚豔不已，例如德拉克洛瓦對西班牙繪畫的作畫技巧深感興趣，並視維拉斯蓋茲為典範。直到19世紀中期寫實主義崛起之後，對於這些17世紀西班牙繪畫成就的重視與推崇整體超越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而取代了拉斐爾地位的藝術家就是維拉斯蓋茲。

 

　在羅浮宮歸還拿破崙掠劫的西班牙繪畫之後，直到1819年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成立，才讓藝術家們有機會能夠完整親炙維拉斯蓋茲的作品，法國許多作家與藝術家均紛至前遊歷，尋求對作品的直接經驗，伴隨產生的是西班牙旅遊文學的創作。於此同時在1838年國王路易─菲利普於羅浮宮展出他的西班牙繪畫收藏（至1848年），包括蘇巴朗近八十件作品、葛利哥（El Greco）的作品第一次在巴黎展出，以及哥雅的畫作。羅浮宮「西班牙藝廊」的設立和開幕正好趕上浪漫主義欣慕西班牙文化的浪潮，提供雨果、繆塞（Alfred de Musset）、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波特萊爾、巴爾札克等作家能對應他們創作想像的視覺主題；米勒、柯洛等藝術家更是一馬當先前往參觀、臨摹，為一眾嘗試從古典主義出走的藝術家提供新的刺激與啟發，庫爾貝則提取西班牙繪畫中的自然主義和繪畫性（painterly）技巧，走向寫實主義的路徑。

 

　巴黎奧塞美術館與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曾合作舉辦「馬奈／維拉斯蓋茲─19世紀法國對西班牙繪畫的愛好」於2002至2003年巡迴兩館展出，由珍妮維芙．拉孔布赫（Geneviève Lacambre）和汀德羅擔任主策展人，爬梳19世紀繪畫的演變，源自拉斐爾的學院主義和技巧規則逐漸被更自由的風格所取代，從而可以更好地掌握現實，並透過色彩、筆觸渲染生活的印象。他們也聚焦馬奈的「西班牙」作品做為展覽核心之一，以及他的職業生涯如何揭示19世紀中葉西班牙繪畫的重要性。

   

　在第二帝國時期，西班牙藝術和文化於巴黎流行到達頂峰，包括戲劇、文學領域，出身自西班牙的拿破崙三世皇后歐仁妮（Eugénie de Montijo）也為社會風氣帶來加持。馬奈〈西班牙歌手〉（又名〈吉他手〉）為他在1861年沙龍初次亮相時贏得好評和成功，不啻可說躬逢其時，而一如他在1860年代的創作對維拉斯蓋茲、哥雅等西班牙前輩的作品均有所鑽研和演繹，〈持劍少年〉擔任模特兒的是馬奈十歲的繼子雷昂（Léon Koëlla-Leenhoff），他穿戴著17世紀的服飾、捧著一柄配劍，人物在深暗、受限的背景前，參照維拉斯蓋茲的畫風呼之欲出。左拉於1866年寫道：「據說馬奈與西班牙大師們有所相關，但他從未像〈持劍少年〉那樣明確地承認過這一點。」

   

　馬奈一生中唯一一次的西班牙之旅是在1865年，短暫停留約兩週便返回巴黎，9月3日他在從馬德里寄給亨利．范談—拉突爾（Henri Fantin-Latour）的信中熱情地分享他在普拉多美術館的參訪，並稱維拉斯蓋茲是「畫家中的畫家。他沒有令我驚奇，但我為之著迷不已。」回到巴黎之後又在9月14日寫信給波特萊爾：「維拉斯蓋茲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畫家。」馬奈並認為維拉斯蓋茲的〈弄臣瓦拉杜利德的帕布羅〉可能是他最傑出的偉大巨作。這幅肖像畫在有限的色彩使用下仍然十分細緻，空無一物的背景使人物僅能依靠表情和姿勢表現，但依舊充滿生命力和個人特質，並讓觀者直面人物而不受干擾，藝術家充分利用這樣的限制手法是需要高超的技巧，以將人物與所處的空間融為一體。馬奈以此為基礎創作，如在〈悲劇演員〉體現的嘗試，而後在他著名的〈吹笛少年〉成功地走出自己的特色。（全文閱讀583期藝術家雜誌）

 

【12月專輯│凝視西班牙：異國想像與國族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