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彪與偽好物
從黃彪其人看明朝偽作盛行的背景
黃彪 臨趙千里桃源圖（局部） 明 絹本設色 39.8×449.5cm
明代後期的書畫市場可謂真贗雜陳，在《味水軒日記》中關於「魚目燕石」的記述在在皆是。楊新把明代中晚期視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書畫作偽高峰期，把當時的蘇州看成書畫作偽中心。楊臣彬也說：「中國古代書畫作偽以明代為甚，特別是明代中後期，作偽地區分布之廣，作偽者之眾，作偽方法和手段之多變，以及流傳贗品數量之多，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時代。」劉金庫根據福開森編《歷代著錄畫目》統計，王維的畫作「依據《宣和畫譜》中記載，有一百廿六件，而在明清著錄中出現的約有兩百六十餘件，整整超出一百件之多，兩者相差一倍，其中有一半是明清兩代收藏者加入進來的。」
偽好物的時空背景
邱士華策畫的展覽「偽好物：16至18世紀蘇州片及其影響」最近成了藝術圈熱議的話題，為什麼當時會出現如此多的「偽好物」（贗品）？
明代後期，有錢有閒階層多有長物之好，以書畫斗侈蔚然成風，這必然需要大量可供誇美的書畫作品。然而，前代書畫存世極少，鄧之誠在讀《嚴氏書畫記》時發現：「編中自晉及明，書畫四百五十六事，羲之僅三帖，獻之一帖，顧愷之、吳道子、李思訓，皆各得一畫。以嚴氏父子之力，何求不獲，乃所有者僅此，為不可解，豈真傳世者甚少耶？」
當代名家書畫也頗多贗品。據顧起元《客座贅語》記載：「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嚴嵩）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聲曰：『此摹本也，真跡在吾鄉倪清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嚴為色變。」
書畫家名頭的大小決定了書畫作品炫耀性的強弱，故書畫收藏歷來注重大名頭。宋人沈括說：「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鐘、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蘇軾說：「貴人金多身復閒，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殷鐵石）充逸少（王羲之），更補朱繇為道玄（吳道子）。」明人張醜也說：「評定書畫，今人多以款識為據。」骨董行有一句話：「寧要老充頭，不要小名頭」。老充頭指已故大名家的贗品，小名頭指聲名不彰的書畫家的真跡。這充分說明了名頭的重要性。
黃彪 臨趙千里桃源圖（局部） 明 絹本設色 39.8×449.5cm
對「名頭」的追逐導致了贗品的大量滋生。據說文徵明的書畫「毋論真鼎，即其廝養贗為者，人爭重值購之。」蓋每一個崇尚清雅的有閒紳士都希望擁有名家書畫，但是名家畢竟是少數，他們的精心之作也不可一蹴而就。文徵明的書畫無論真贗都有人重金爭購，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供需嚴重失衡的市場需要大量的奢侈替代品。贗品就是一種應時而生的奢侈替代品。在《縱樂的誘惑》中，卜正民分析了明代奢侈替代品市場產生的原因，他說：「奢侈品貿易還有刺激生產發展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對奢侈替代品的需求。生產工匠想把產品賣給富有者，實力稍差一點的富有者想買富有者買的東西，兩股力量無意中不約而同地聚合的結果：一個活躍的奢侈替代品市場產生了。」
一些本屬真跡的書畫作品，由於作者聲名不彰或市場認可度不高，也被「涴去其名跡，強綴知名人名。」於是小名頭變成了老充頭，真跡變成不折不扣的贗品。據顧復所記，邊文進（字景昭）、呂紀（字廷振）、林良（字以善）的作品就被洗去名款當成宋畫兜售。這種情況在明代後期相當常見。如項又新家藏四大幅畫，畫上有「千里」二字金書，董其昌與陳繼儒仔細觀察後，發現是顏秋月的手筆。張醜也說：「多見俗子將無名古畫亂題款識求售，或見名位輕微之筆，一例剜去題識，添入重名偽款。」書畫一道歷來謀食不易，唐寅這樣的大名家都慨歎：「筆硯生涯苦食艱。」像黃彪這樣的小名頭要靠筆硯謀食，不參與作偽——使自己的作品「託名以行」——就別無他途。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在金錢的誘惑下，不少文人也棄義趨利，作偽書畫以射重金。據沈德符說：「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藉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名士張鳳翼、王樨登都以作偽謀生，更遑論他人了。文人作偽，提高了贗品的品質，加大了書畫鑒定的難度。連目光如炬的鑒藏家李日華都一不留神誤將張即之書《楞嚴經》當成白居易的手筆。事後，李日華為之唏噓良久，並感歎這些贗品：「真令人有優孟之眩。」
明代後期的蘇州聚集了許多作偽高手。王士性云：「姑蘇人聰慧好古，亦善仿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治淬，能令真贗不辨之。」江盈科亦云：「姑蘇諸技藝皆精緻甲天下，又善為偽古器。如畫絹之新寫者，而能使之即舊；銅鼎之乍鑄者，而能使之即陳。系以秦漢之款，標以唐宋之記。觀者為其所眩，輒出數百金售之，欣然自謂獲古物，而不知其贗。」汪進之也說：「姑蘇諸技藝，皆精緻甲天下，又善為偽古器。如畫絹之新寫者，而能使之即舊，銅鼎之乍鑄者，而能使之即陳。系以秦漢之款，標以唐宋之記，觀者為之目眩，輒取數百金售之，欣然自謂獲古物，而不知其贗。」（本文作者為南京藝術學院研究院副教授）（全文閱讀518期藝術家雜誌）
【7月專輯│商業畫的藝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