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風景既是主體也是政治──一個藝評人的2019年度回顧

這風景既是主體也是政治

一個藝評人的2019年度回顧

 

　11月初，我跑了一趟高雄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高美館」），專程為了看「南方作為相遇之所」。看展的理由其實很單純，因為在南部工作，如果真的要發展出一些有點南部因素的藝評觀點，相較於館內舉辦的其他出色特展，這個隸屬高美館典藏常設展「大南方多元史觀特藏室」的系列展覽計畫反而不應該錯過，而且，這也是高美館三樓整建後首次對外開放──看完這個本身有著某種脈絡回顧特質的「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其實讓我思索再三。

   

　我很難不聯想到2016年台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北美館」）委由客座策展人的「舞弄珍藏：召喚╱重想╱再述的實驗室」，這一北一高的兩項策展計畫都是以某種當代藝術視野回看館內典藏作品，然而，如果說，北美館當年的「舞弄珍藏」因其實驗性多少稀釋了典藏品本身的美學品質，並也更多地導致針對個別策展思路與典藏議題的探索，「南方作為相遇之所」卻充分地展現了「作品自身」，這是一個得以讓觀眾只是單純欣賞作品的展覽。

 

在科層時代的委託創作
　當然，這種比較或許失之片斷，但在應允寫作這篇年度回顧文章時，這種究竟是在作品還是某種當代議題之間的抉擇，卻也反映了我的寫作困境：相較於往年，今年我漏掉了許多重要的大展，在答應編輯部邀稿前，其實很擔心自己最後只能寫出一篇「七拼八湊」的看展經驗匯集，而未能提出更有力量的議題觀點。於是我開始設想一個全由作品拼湊起來的年度回顧書寫方式，不過這種關於七拼八湊的焦慮，本身或許也有著某種時代意義──藝評人王聖閎今年10月分起於《CLABO實驗波》接連兩篇評論〈科層時代的藝術生產之境─從「我們是否工作過量」的策展問題意識談起〉，便試圖以「科層制」解釋當今藝術工作者所陷入的生產困境，下面這段話很像暮鼓晨鐘：「正因為對科層制的高度依賴，並且欠缺一套適當的分析方式對它展開嚴肅批判，台灣當代藝術社群才會明知早已深陷展演生產過量之困境，所有的人依舊捲入某種『劇烈加速度』的瘋狂狀態而無法自拔。」

   

　雖然我手邊沒有正式統計數據，卻完全能夠理解展覽多到「看不完」的焦慮現實：我們生活在一個資本總量有限、人才不能說缺乏，於是過量的展演與勞動只能仰賴熱情卻也漸漸耗盡熱情的生態中。現在，一位有很多展覽機會的年輕藝術家，並不表示事業開拓有成，因為在展演過量的情況下，豐富展歷所能積累的文化資本也快速貶值中，而貶值也反過來形塑出一種緩慢向下滑落的感受，有某些理論家曾建議，對於這些正處於下降趨勢的階級，要不就接受這種愈來愈沒有希望的現狀，想盡辦法倖存下來，要不果斷地揮別這條下滑的宿命之路，重新去發明一個過去未曾有過的新的位置。

 

　陳以軒在鳳甲美術館的「委託製作」，藉著號召一群同樣身分斜槓著的攝影╱影像創作者，從舞台後方不可見的影像記錄者身分意外地躍入台前，排練起莫名的攝影師之舞，以作品之名，完美地演繹這條充滿自我矛盾，又要想辦法倖存下來、又要設法發明新的位置的當代藝術之路。

   

以個展為主
　當然，做為一個藝評人，有看不完的展覽也沒什麼好抱怨的，但就如王聖閎念茲在茲的「科層制」意味著藝術工作者與藝術機構間的依賴關係，看展其實也不像過去那樣單純，藝評人在專業領域外早就斜槓各種機構身分──有時因為身為老師的使命去看曾為學生的年輕藝術家展覽，有時因為擔任獎項評審而有幸綜覽了整個年度正在線上的新作，有時會代表機構進行一個補助考核的動作⋯⋯。回想起來，真正出於藝評人看展焦慮而專程去的展覽，或許只佔了今年看展份額的一半，但這出於焦慮的另一半何嘗不是王聖閎所言「劇烈加速度」之必然後果。

 

　這不禁讓我懷念起過往單純地為哥兒們站台，以及那種只聞其名就是想一探究竟的充滿冒險感的看展經驗。無論如何，當我們基於機構身分或帶著（不無反動嫌疑的）懷舊態度，我回顧起今年看過的諸多展覽，還是生產出一份以個展為主旋律的龐大清單，這些個展無疑會開啟一種更接近從藝術家創作脈絡來進行專業觀看的評論模式──就這些個展來說，我觀察到仍有一群過得不算太好的藝術家，雖然受限於資本總量，但仍然不計回報地努力創作著。（全文閱讀536期藝術家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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